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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株用心儿微笑”）。那是深藏在内心尚未袒露的爱，正期待着诗人对爱
的呼应。此时，诗人敞开了拥抱的胸怀：你和我——我们一起笑吧，为了这些可
爱的地方。
海上来的风儿，轻轻地吹吧，你可听见夜莺把玫瑰呼唤？
就是在这“浅蓝色的欢快的国家”，在这诗歌与爱情的国度里，诗人把诗与
情结合了起来：纵然我一生都卖给了诗篇，但在枝杈的阴影里，夜莺把玫瑰当作
盖利娅搂抱在胸前。
这里的“盖利娅”是位“不确定”的女性，叶赛宁是取现实生活中的事实，
变其为诗的理想的。据苏联学者考证，“盖利娅”既指《巴库工人报》的编辑恰
金的六岁之女罗莎，又指叶赛宁与罗莎的共同朋友盖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只因
罗莎喜欢这个名字和父名，所以常常以“盖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自称，并博得
了叶赛宁的欢心。①。可见，此诗还蕴含着诗歌与爱情辩证统一的哲理：爱情是
诗歌的有机养料，诗歌是爱情的升华。
组诗《波斯抒情》的风格、结构和异国情调，让读者感到诗人当真到过波斯。
这里不仅有著名诗人的名字再三出现，还有名城德黑兰、霍拉桑、色拉子以及典
型民族服饰披肩、头纱等等诗意表现。在15首诗中，听起来完全属于波斯情调的
女性名字莎戛奈及其昵称莎嘉，也先后在6 首诗中（第3 、4 、9 、10、12、13
首）反复出现。而玫瑰和夜莺则有其固定的隐喻意义：玫瑰乃是对热恋的姑娘的
代称；夜莺则是钟情的青年。
而夜莺之歌乃是恋歌的同义词。这都使组诗《波斯抒情》以波斯式的诗歌特
点在美学领域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20年代，《波斯抒情》的作者叶赛宁，常常会由于“纯抒情”和“脱离现实
生活”而受到指责。这一组诗也未能使诗人逃脱这种命运，仿佛它也“有碍社会
利益”，归根到底，只因它与东方诗歌相“呼应”，而不是与自己国家和时代
“步调一致”。不消说，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谬论早已不攻自破了。如今，《波斯
抒情》已成为世界诗歌宝库中璀璨的珠串，它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多姿多
彩的抒情世界！
第十二章诗人与前苏联诗歌的发展①参阅《叶赛宁世界》第355 —356 页，
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86年。
谢尔盖。叶赛宁将其短短一生中所感受、经历和体验过的一切都变成了诗歌
杰作。如今，他的作品已被公认为苏联诗歌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珍珠，他的艺术成
就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以预料，任何一部综览世界诗歌发展的著
作中，都不会没有这位20世纪引以为荣的苏联俄罗斯诗人的名字。叶赛宁的诗歌
作品之所以能不受时间的限制长久地流传下去，受到不同层次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具有不朽的审美价值。叶赛宁笔下，诗歌形象丰富多彩，
艺术形式别具一格，就其所表达的感情的深度和真诚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他的
诗真正具有归真返朴的艺术美。我们从诗人作品中的故乡与大自然形象，俄罗斯
与祖国形象，以及作品中洋溢着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发现叶赛宁诗歌创作的艺
术体系、美学原则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从当代苏联诗人的创作实践中，又
可以明显看出诗人们对叶赛宁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1 诗人的历史地位如今，恐怕没有人还会否认，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是并
驾齐驱的同时代的大诗人了。他们虽然创作风格不同，但同是从现代派的迷宫走
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成为革命诗人，对苏联诗歌的发展和影响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
叶赛宁的“童年是在田野和草原中间度过的”，他是“呼吸着民间生活的空
气长大的”。大自然的景色陶冶了他的心灵，奠定了他无比抒情的诗歌的基调。
对叶赛宁来说，诗人的使命就是用温柔的诗句去抚慰人们的心灵。他把个人的和
周围人的感受直接联系了起来，融汇在一起：“他表现着许多万人的呻吟和哀号，
他是新与旧不可调和的斗争的鲜明的和戏剧性的标志。”叶赛宁的诗没有洪钟大
吕式的呐喊，没有冗长的议论，有的只是深沉而精美的抒怀。他诗中那种罕见的
“忧郁型”的色调美和带有淡淡哀愁的音乐美，使不同时代的读者的心弦为之激
动，产生共鸣。然而，在20年代的苏联，诗坛上各种流派杂然并存，有的与现实
生活完全脱节，无病呻吟，追逐虚名；有的则要“创立纯洁得像白雪一样的纯无
产阶级文化”。在这样一种喧嚣的气氛下，叶赛宁能够洞察纷繁现象的本质，排
除干扰，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去继承和发扬俄罗斯诗歌的抒情传统，实属难能可贵。
叶赛宁认为，艺术家要捕捉“生活旋律”，又必须找到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叶赛宁的诗歌作品不仅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生活旋律，而
且每一首诗歌都是自我内心世界的袒露，从而也成为开启人们心扉的“钥匙”。
任何时代生活都是丰富多彩的，读者不仅需要昂奋的进行曲式的政治诗，而
且也需要感情细腻的漫步低吟式的抒情诗；不仅需要反映激烈阶级斗争的诗，而
且也需要体现感情真挚、富有人情美的诗。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苏联诗
歌创作的实践常常是只问政治倾向而不讲艺术方法，或者说重思想性轻艺术性。
结果是艺术被政治代替，真正的艺术却没有自己的“历史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当年从未站在政治“浪尖”上但却遵循艺术规律的抒情诗人叶赛宁，自然不会受
到包括“无产阶级文化派”在内的以“左派”自居的文艺界人士的欢迎，因为他
那珍
珠般晶莹闪光的艺术作品反倒成为那些人向所谓“纯无产阶级诗歌”殿堂
“长驱直入”的“绊脚石”。而随着叶赛宁的自杀，苏联诗歌界便掀起了批判
“叶赛宁情调”的运动，借此清扫诗歌中的忧伤情绪。这就导致了苏联诗歌创作
中的某种公式化和简单化的产生以及叶赛宁诗歌传统的中断。此后，诗人们似乎
恪守着一定的“框框”写诗，具体地说，不外乎反映沸腾的建设场面、丰收的喜
悦景象、战士的英姿勃勃以及其他“蒸蒸日上”的生活的横断面。其中虽然不乏
优秀作品，但总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雷同之感。有些叙事小诗，虽然富有情节
性，但由于缺乏诗歌艺术性，则很难与微型小说区分开来。诗毕竟是诗，抒情诗
毕竟以抒情为主。至于说到抒情，还是老诗人伊萨科夫斯基的见解正确：“人有
喜悦的感情，也有悲哀的感情和情绪。要是排除了忧伤或悲哀，那就意味着使人
的内心世界变得极其贫乏。此外，应当指出，如果剥夺了人的忧伤和悲哀的感情，
那么人就不会有喜悦，因为什么都是相对而言的……
认为苏维埃人不会有忧伤，那纯属无稽之谈。“①有一段历史时期，在诗歌
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苏联诗歌极其单调，似乎只能歌颂，不能针砭。一些
与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传统或创作风格不一致的诗人，动辄被扣上”颓废“、”色
情“乃至”反动“帽子，甚至被批判，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等等。然而，就艺术手
法和创作基调来说，这些人往往是属于叶赛宁诗歌流派和传统的。对他们的压制
和棒杀，导致了创作题材与审美领域愈来愈狭窄，技巧贫乏、内容空泛的后果，
造成这种局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对叶赛宁诗歌传统和创作影响估计不足。
应当承认，叶赛宁的诗，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基本上是属于现实主义的；就其情
感和激情来说，多半属于浪漫主义；就其艺术手法来说，则一般是属于意象主义
的。也许正由于如此，才形成了叶赛宁独具风格的诗歌体系。有些人只看到他抒
发内心感受的”忧伤“诗，却忽略了他歌颂革命的诗歌杰作，只看到他与马雅可
夫斯基艺术上的不同，却忽略了两者政治上的一致。然而，即使在艺术上两者也
并非没有共同之处。叶赛宁欢呼革命，甚至要”摘下“太阳，当作”金鼓“（《
天国鼓手》，1918）来震动”地上和天上“。这种磅礴的气势、浪漫主义的色彩
岂不与马雅可夫斯基为革命而呐喊的诗同出一源！诚然，就整体而言，马雅可夫
斯基的诗以雄伟的气概著称，叶赛宁的诗则以细腻、深沉的情思见长。事实是，
不论马雅可夫斯基还是叶赛宁，都是革命时代、社会主义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著名诗人列。马尔蒂诺夫在谈到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共同之处时写道：”我
看不出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之间有什么显著的矛盾。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共
同之处远比不同之处更为明显。我想象得出他们俩人如何肩并肩地沿着同一条道
路前进。“
①而对诗人斯麦利亚科夫来说，马雅可夫斯基与叶赛宁是革命的两面“红旗”，
前者为革命吹出了响亮的“号音”，后者为革命奏出了悠扬的“笛声”（《两位
歌手》，1934）。而且，在斯麦利亚科夫看来，对革命两者缺一不可。叶赛宁与
马雅可夫斯基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他们都对苏联早期和当前诗歌的繁荣起
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50年代中期以①《星》，1980年，第11期，第160 —161
页。
①《文学报》，1967年3 月29日。
来，任何一部阐述苏联诗歌发展进程的著作以及有关的论文中，都早已把叶
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相提并论了。打从叶赛宁去世之后，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在这一时期里，苏联诗歌的地平线上又升起了一些光辉灿烂的新星。然而，即使
在这样的背景上，叶赛宁这颗曾经被云雾遮蔽过的星，不仅没有显得暗淡，反而
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