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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的，也就是说不是单色的，与其他人—乞丐、僧侣或军人的长袍不一样，总而言之是与众不同的，事实上，它是如此与众不同，以致于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众矢之的。
一到巴黎，加尔默罗修士们就成为人们讥讽和诅咒的对象，人们对他们指指点点，破口大骂，嘲笑讥讽，管他们叫“斜条修士”，“斜条”是一个极带贬义的词，在古法语中不仅表示条纹而且还表示私生子（16世纪流行的一种讽刺诗保留了这种含义）。［6］
讥讽条纹服装并不是巴黎独有的现象，在英国、意大利、普罗旺斯、朗格多克的城市里，在罗讷和莱茵河山谷的城市里，新来定居的加尔默罗修士们同样受到人们的嘲笑。有时，人们不但动口还动手，身体伤害伴随着言语伤害。人们“痛打”加尔默罗会修士就像常常“痛打”多明我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一样。多明我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也生活在城市里，在世俗社会中，而不是像僧侣们一样生活在偏僻的修道院。［7］人们谴责他们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衣着，还因为他们贪婪、虚伪、不忠。人们把他们看作是魔鬼和反基督者。加尔默罗会修士也以化缘为生，但他们的修会不那么强大，对王储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与宗教或政治压迫工具的联系也没有那么密切。对于可怜的加尔默罗会修士，人们主要是谴责他们穿条纹长袍。
在巴黎他们有另一项罪名，就是与不发愿的修女们，即住在塞纳河右岸的他们的近邻，来往过密。在一首猛烈抨击托钵修会的诗中，诗人吕特伯夫指责他们已经成了巴黎作恶多端的罪人，对这种近邻关系和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愤慨。
斜条修士挨着不发愿的修女
一墙之隔，咫尺之遥……［8］
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斜条长袍，也就是条纹长袍。在1260年初，在城里，由于群情激愤，以致亚历山大四世特意要求加尔默罗会修士们放弃条纹长袍，改穿单色长袍。拒绝、论战、威胁，冲突白热化，难以平息，持续超过1/4个世纪的时间。加尔默罗会先后与10个教皇交过锋。1274年在里昂的全体宗教评议会上，加尔默罗修士的毫不妥协差一点要了他们的命。如果说他们的修会没有像其他20个“次要的”托钵修会那样被取缔，那是因为他们的新会长皮埃尔·德米罗（1274－1294）许诺服从教皇的意愿，尽快解决长袍问题。事实上，此后经过长达13年之久的争论、谈判、承诺、让步，最后才在1287年，在蒙彼利埃的会长教务会上，玛丽－马德莱娜节那天，修士们决定放弃“斜条”长袍，改穿全白的无袖长袍。但在某些偏远省份，莱茵河沿岸地区和西班牙、匈牙利的加尔默罗修士拒绝服从命令，仍然穿招人非议的服装，直至14世纪初。不过在1295年，卜尼法斯八世教皇为此专门下达教皇谕旨，进一步肯定了1287年更换长袍的决定并再次重申严禁一切修会的信徒穿条纹衣服。［9］
二、穿条纹衣服的魔鬼条纹织物，糟糕的织物
为什么下这样的禁令？为什么不信任条纹？为什么穿条纹衣服的人要蒙受耻辱？19世纪的一些学者认为加尔默罗修士的长袍让人觉得像是东方的长袍，穆斯林的长袍，就像今天在伊斯兰国家还能看到的那种带条纹的有风帽的长袍一样。基督徒穿类似非基督徒的长袍就会引起非议，几十年前，弗里德里克二世国王在他的巴勒莫王宫像“撒拉逊人”一样生活和穿着不就激怒了所有基督徒吗？此外，从18世纪起，加尔默罗修士们自己有时也解释说，他们过去“可恶的长袍”是在叙利亚境内穆斯林当局强加给他们的，伊斯兰人禁止基督徒穿白色衣服，因为根据古兰经的教义，白色是高贵和卓越的标志［10］。几乎是实证主义的史实性解释也许不完全错，但不全面。这一解释只局限于种族的或宗教的简单标志这一方面，其实这其中涉及更为深刻的文化问题。
事实上，加尔默罗修士的情况并非个别例子。在西方，其他团体，其他个人也因条纹服装而遭受苦难。因此，加尔默罗长袍的来源和缘由并不重要。重要的并且自成一部历史的是：条纹不管出现在信徒的衣服上还是江湖艺人的长袍上、王储的紧身长裤上、妓女的袖子上、甚至教室的墙壁上或动物的皮毛上都会让人避而远之或议论纷纷。
现在还是让我们看看服装领域的情况吧。自加洛林王朝末期以来，强调条纹的受歧视特点的史料十分丰富，的确，在这方面，有关13世纪下半叶加尔默罗修会的材料是最丰富的，不过，从以前的（或后来的）文章的只言片语可以看出：穿条纹服装在中世纪的西方是如何的不体面。
首先是教区会议、教区主教会议和全体主教会议再三重申的法令，禁止教士穿双色服装，不论是颜色各半的（vestes partitae）、条纹的（vestes virgatae），还是异色方格的（vestes scacatae）。1311年，在为服饰制定了许多规则的维也纳主教会议上又一次重申了这一禁令。［11］但不断重申只能证明禁令并未得到遵守，尽管在许多教区违反禁令者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例如1310年在鲁昂，一个名叫柯林·多里希尔的补鞋匠，据说是一个教士，由于结婚和“被人发现穿条纹服装”因而被判处死刑［12］。在整个修道士社会，从此向条纹开战了。特别是颜色鲜艳的条纹，例如红色、绿色或黄色，它给人一种花里胡哨的感觉。在那些制定法律的高级教士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条纹更不体面的了［13］。
其次，世俗社会的习俗、法律和条例规定某几类被社会排斥的人和被天主弃绝的人必须穿双色衣服或条纹衣服。在中世纪上半期，日耳曼的着装法和著名的《萨克森明镜》（1220和1235年间编纂的萨克逊法律文集）中，这样的服装强加或留给了私生子、农奴和囚犯［14］。同样，在中世纪末期南欧城市盛行的限制奢侈法和着装令中，有时是妓女，有时是江湖艺人和小丑，有时是刽子手，他们按规定必须穿条纹衣服：对妓女来说是披巾、长裙或饰带，对刽子手来说是紧身长裤或风帽，对江湖艺人和小丑来说是紧身短上衣或无边软帽，目的是强加一种直观的符号以求区分，避免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与正派人士相混淆。此外，主要是在德国的城市里，类似的规定针对的却是麻风病人、残疾人、“波希米亚人”和异教徒，有时，但比较少见，还有犹太人和所有不信基督教的人［15］。
这些限制奢侈法和着装法的作用—有待历史学家论证［16］—当然是伦理的和经济的，但也是并且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这涉及通过衣着来进行区分，每个人都应穿符合其性别、身份和地位的服装。在这样的歧视性体系中，条纹似乎是最特别的标记，最醒目、最突出地强调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它不是一种形状，比如犹太人和穆斯林有时佩戴的金色或银色圆形图案、星形图案或圆形金属片，而是一种结构。在中世纪人们的感觉和象征系统中，结构几乎总是优先于形状和颜色。条纹，无论是什么形状和颜色的条纹，都比黄色尖帽或“对分为二”的圆形金属片更突出—因而也更“有效”。［17］
最后，第三类证据由文学作品提供，在文学作品中常常给坏人或反面人物打上标记或穿上条纹服装。加洛林时代的拉丁文学已经证明了这一方法的运用，不过其发展主要体现在12～13世纪用通俗语言写成的文章、武功歌，特别是艳情小说中。不忠的骑士、篡权的宫廷总管大臣、通奸的女人、忤逆的儿子、背信的兄弟、凶残的小矮人、贪婪的仆人，所有这些人的领章或衣服上都可能出现条纹图案。条纹出现在他们的领章上、旗帜上、铠甲上、马鞍上或者就在他们的长袍上、上衣上、紧身长裤上、头饰上［18］。他们是身上划斜条的人，只要一提到斜条，读者就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文学作品中刻画的这些不忠之人，从13世纪中叶开始，酷似很久以来就在肖像中被穿上条纹服装的一系列著名的叛徒和被社会排斥的人。
二、穿条纹衣服的魔鬼圣约瑟夫的紧身长裤
事实上从千年前开始，西方的肖像就习惯于保留条纹服装的贬义特征。首先被穿上条纹服装的人物—最早是在小彩画中，随后是在壁画中，再以后是在其他载体上—是《圣经》里的人物：该隐、达里拉、扫罗、撒罗米、犹大。正如棕色头发一样，条纹服装也是《圣经》中叛徒的一般特征。诚然，正如他们并不一定都是棕色头发一样，他们也并不一定总穿条纹服装，比如说该隐和犹大，但他们穿条纹服装的机会比《圣经》中其他人物多。这些条纹一旦出现就足以突出他们不忠诚的性格特点。［19］
从13世纪中叶开始，如此着装的“坏人”名单显著加长了，特别是在世俗的细密画中。除了《圣经》里的叛徒外还有上一段中提到的叙事作品和文学作品里的叛徒—最有名的例子是加内隆，《罗兰之歌》中的叛徒—以及大量各式各样被社会排斥的人和被天主弃绝的人，主要是那些我在谈论中世纪末期的着装规定时提到的社会群体，从此，肖像和城市社会都以共同的表现法则为依据。在肖像中和大街上，条纹衣服或标志常常用来表示那些处于社会秩序之外的人，或者是因为被判刑（造假者、伪币制造者、发伪誓者、罪犯），或者是因为有缺陷（麻风病人、伪善者、头脑简单者、疯子），或者是因为从事下等人的工作（仆人、佣人）或有损名誉的职业（江湖艺人、妓女、刽子手，此外还有三种令人蒙羞的职业：铁匠、巫师、屠夫，他们是嗜血成性者，还有磨坊主，他们是囤积粮食让人挨饿的人），或者因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