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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紧迫，我就忙着到处去找房子，最后是在韦维稍北科西尔村的德班别墅定居下来。我们不曾想到，那所房子占地三十七英亩，有一片果园，里面除其他水果外，还有大颗的黑樱桃，鲜美的青皮李，苹果和梨；再有一个菜园，里面种有草莓、玉米和极其可口的芦笋，后来，无论我们外出到哪儿，遇到这些蔬菜当令时节，总要老远地赶回来。阳台前面是一片占地五英亩的草坪，四周是葱茏的大树，衬托着远处的湖泊和群山。
我聘用了几位很得力的助手：雷切尔·福特小姐给我们安排家务，后来当了我的总管家，比尔尼埃太太担任我在瑞士的英文秘书，这本书的原稿经她打过了好几遍。
我们起初看了气派这样大的一所住宅，有点儿胆怯，不知道我们的收入可够维持开销吗，但是房东告诉了我们所需的费用，我们算算自己的钱还是够的。这样我们就住进了人口有一千三百五十人的科西尔村。
至少是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我们才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孩子们暂时进科西尔的村校。要他们一下子样样都使用法文，的确是很吃力的，我们担心这样会在他们心理上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但是，不久他们已经能说流利的法语，看到他们能这样很好地适应瑞士生活方式，我们是很激动的。连孩子们的两个保姆，凯凯和平妮，也用功地学起法语来。
这时我们开始斩断自己和美国的一切关系。结束这件事，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到美国领事馆去缴回了我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我已决定不再去美国住了。
“你不打算回去了吗，查理？”
“不去了，”我说时几乎像是在道歉，“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
他没发表什么意见，只说了这么几句：“好吧，你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去。”
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我们彼此握了手，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时乌娜决定放弃她的美国国籍。于是，趁去伦敦的时候，她通知了美国大使馆。但是使馆人员说，办这个手续至少需要三刻钟时间。“这可是胡说！”我对乌娜说，“要这么长的时间，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我陪你一块儿去。”
我们一到大使馆，我过去由于种种侮辱和诽谤所受到的气一时迸发，就要像一只气球似地爆炸了。我大声问移民局办事处在哪里。乌娜觉得不好意思。一间办公室的房门开了，一个人走出来说：“喂，查理，你和你太太进来好吗？”
他肯定已经看出我的来意，所以第一句就说：“一个美国人要放弃他的国籍，必须经过全面考虑，并且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考虑。所以我们要履行询问的手续，这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利。”
不用说，我觉得这话有它的道理。
他是一个年近六旬的人。“一九一一年我在丹佛旧王后戏院看过你的演出，”他说时带着责怪的神气瞅着我。
这一来我的气当然平息下去了，于是我们谈到多年前那些快乐的日子。
讨厌的询问结束了，所有的文件都签好了，我们和和气气地道了别，这时候想到自己对这种事缺乏感情，我又觉得有些难过了。
去伦敦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见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西德尼·伯恩斯坦，艾弗·蒙塔古，爱德华·贝丁顿－贝伦斯爵士，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埃拉·温特，格雷厄姆·格林，Ｊ·Ｂ·普里斯特利，马克斯·莱因哈特，以及小道格拉斯·范朋克等。虽然有些朋友我们不常会晤，但想到了他们时也会感到一种快慰，就像我们有时候要驶进某个港口，知道自己在那儿有个什么可以停泊的地方而感到高兴似的。
有一次去伦敦，我们接到通知，说苏联大使馆将在克拉里奇旅馆举行宴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想要在那儿会见我们。我们到达旅馆时，休息室里已经挤满了来来往往、神情激动的人群。我们由一位苏联使馆人员陪同着，在人群中一路挤了过去。忽然，我们看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从对面走过来；他们也是一路挤着，脸上的那副表情说明，他们已经感到厌烦，不高兴再等，正要退了出去。
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即使是在懊恼的时刻，仍旧带着一副幽默的神气。他正挤向出口，陪同我们的人唤道：“赫鲁晓夫！”但是赫鲁晓夫向他挥了挥手，表示不高兴再等了。陪同我们的人喊：“赫鲁晓夫，查理·卓别林！”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都止住步，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了喜悦。我真感到得意。我们在汹涌的人潮中互相介绍了。赫鲁晓夫谈了几句话，由一位译员翻译，说苏联人非常喜欢看我的电影，接着我们就喝了一些伏特加。我以为它里面是洒了不少胡椒粉，但是乌娜觉得它的味儿不错。
我们好容易在一小圈腾空了的地方一同拍了照。由于声音太吵闹，我根本没法谈话。“让咱们到隔壁屋子里去吧，”赫鲁晓夫说。一群人觉察出了我们的意思，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我们由四个人护卫着，被猛地推进了里边一间屋子。一离开了人群，赫鲁晓夫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嘘”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定下神来，可以安心谈话了。
这时候一个美国记者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听说，赫鲁晓夫先生，令郎昨儿晚上离开了学校，进城寻欢作乐来了。”
赫鲁晓夫露出了半恼半笑的神气。“我儿子是个很规矩的青年人，他准备做工程师，读书很用功，但是我想，他有时候也要找点儿娱乐。”
我们谈了几分钟，有人来通知，说哈罗德·史塔生先生在外面候见赫鲁晓夫先生。赫鲁晓夫向我转过身来开玩笑说：“您不介意吗？他是一个美国人。”
我笑了起来，说“我不介意。”后来，史塔生先生和夫人同葛罗米柯先生和夫人一起快步走进来。赫鲁晓夫回了我们一声，说他只过去说几分钟话，接着就走到屋子那面角落里去同史塔生和葛罗米柯谈话了。
永别好莱坞定居瑞士（2）
为了找一些话说，我就问葛罗米柯夫人，是否准备回苏联。她说要去美国。我说她和她丈夫已经在美国住了很久。她笑了，那样儿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倒不在乎，”她说，“我喜欢那个地方。”
我说：“我不相信，真正的美国是在纽约或者太平洋沿岸；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美国的中西部，比如，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我觉得那些地方住的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史塔生夫人突然激动地说：“喂，我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和我丈夫就是明尼苏达州人呀。”她又兴奋地笑着重复了一句：“我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心里想，她原来以为我受到美国那些恶意中伤后仍耿耿于怀，要对美国大发牢骚。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再说，即使是如此的话，我也不会向史塔生夫人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太太发泄满腹怨气。
我看赫鲁晓夫还有好一会儿工夫要和其他几个人谈话，就和乌娜站了起来。赫鲁晓夫看见屋里乱腾腾的，就离开了史塔生，走过来送我们。我们握手时，我一眼瞥到了史塔生；这时他背靠着墙，漫不经心地眼光直冲前瞅着。我向所有的人告了别，单单没去招呼史塔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那样做法还是得体的——然而，从那一瞥中，我觉得史塔生这个人是可爱的。
第二天晚上，我和乌娜两人在萨芙伊旅馆烤肉餐厅里晚餐。饭后我们正在吃点心，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他夫人走进来，在我们桌子前面站住了。一九三一年以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温斯顿爵士，也不曾收到过他的信。但是，《舞台生涯》在伦敦放映后，我们联美的分销办事处问我，是否可以将这部影片送到温斯顿爵士宅邸里去放映给他看。我当然非常乐意这样做。过了几天，他寄来了一封信，向我再三致谢，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
再说，这时候温斯顿爵士面对着我们站在桌子跟前。“好呀！”他说。
那“好呀！”两字中似乎含有一种不满意的口气。
我赶快站起来，满面堆笑，给他介绍了乌娜，那时她正准备回屋子里去。
乌娜走后，我问是否可以陪温斯顿爵士和夫人一起喝咖啡，接着就坐到他们桌上去。丘吉尔夫人说，她在报上看到我会见赫鲁晓夫的新闻。
“我一向和赫鲁晓夫相处得挺好，”温斯顿爵士说。
但是，我始终觉得温斯顿爵士有什么事不高兴。这也难怪，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虽然他个人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鼓舞人心的词令拯救了英国；然而，我认为，他那篇提到“铁幕”的富尔顿演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只不过加剧了冷战而已。
后来，话题转到了我的《舞台生涯》上。这时温斯顿爵士终于道出了这么几句：“两年前，我写过一封信给你，祝贺你的影片成功。你可曾收到吗？”
“哦，收到了，”我热情激动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
“我没想到那需要回信，”我表示歉意。
但他可不是你能哄得过去的。“哼，”他悻悻地说，“我还以为那是你对我表示见怪哩。”
“哦，绝对不是，”我回答。
“不过，”他接下去说，而这样一来就把我的话岔开了，“我是一向爱看你的影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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