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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的那天晚上，亲王的风度赢得了我的崇敬，他先陪着夏里亚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一直到她离席去休息了，这才过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谈笑。
再说，此时威尔士亲王在伦敦，他邀我去贝尔维迪尔堡他的乡间别墅。那是一座古堡，经过了重新修建，但布置得很是一般，只是邸内的菜肴烹调得十分精美，而亲王又非常会招待客人。他领着我去参观了他的邸宅；他的卧室里陈设得很简单朴素，只床头挂了一张上面绣了王旗的新式大红花毯。另一间卧室里的陈设使我吃了一惊，那是一个红白两色的房间，房里摆了一张四根柱子的床，每根柱顶上插了三根粉红色的羽毛。这时我才想起，原来羽毛是亲王皇室纹章上的标志。
那天晚上，有人介绍我们玩当时美国风行的一种叫作“公评”的游戏。玩时发给每个客人一张卡片，上面列有十个项目，包括：魅力，智力，品格，性吸引力，仪容，诚恳，幽默感，适应能力，等等。先由一个客人走出去，切实地考虑了卡片上自己所有应予评定的项目，给它们分别打上分数，从一分起到最多的十分——比如，我给自己批的分数是：幽默感七分，性吸引力六分，仪容六分，适应能力八分，诚恳四分。同时，其他的人都悄悄地给离开了屋子的那个人评分数。后来，被评分的人进来，读出他自己打的分数，再由一位代言人读其他客人所评的分数，看两种分数是否符合。
轮到亲王时，他说他的性吸引力是三分，但是客人们平均评了他四分，我评了他五分，也有人只评了他两分。在仪容项下，亲王给自己评了六分，客人们平均给了他八分，我给了他七分。在魅力项下，他自己说应得五分，客人们的平均评分数是八分，我评的分数也是八分。至于诚恳，亲王给自己打了最高的十分，客人们的平均分数是三分半，我批的是四分。亲王很恼火。他说：“我认为，我所有的特点中最重要的就是诚恳。”
我小时候曾经去曼彻斯特，在那里待过几个月。现在既然闲着没事，我就想到要到那里去看看。虽然曼彻斯特是那样凄凉冷落，但它对我具有一种浪漫色彩的吸引力，仿佛，透过了雾和雨，从那里闪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光辉；也许，那是因为我想起了兰开夏郡人家灶下的炉火了吧——也许，那是因为受到当地人的精神的感召了吧。于是，我雇了一辆轿车，向北出发。
在去曼彻斯特的途中，我在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市名，在英国沃里克郡，莎士比亚故居所在）停下来，因为以前从来不曾去过那里。我到达那儿是星期六晚上，时间已经很迟，晚饭后我出去散步，希望能够找到莎士比亚的故居。四下一片漆黑，但是我本能地拐了一个弯，沿着一条街走了下去，在一所房子外边停下，擦亮了一根火柴，看出了一个牌子：“莎士比亚故居”。我肯定是被一种相互冥合的灵感引导着——可能是诗人的灵感吧！
第二天早晨，斯特拉特福市长阿奇博尔德·弗劳尔爵士到旅馆里来看我，领我去参观了莎士比亚的故居。我怎么也没法把诗人和这样一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我几乎无法相信，像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竟然会住在这样一个地方，或者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农民的孩子到了伦敦，后来成为红演员，当了戏院老板，这种事是容易想像的；但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会成为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会掌握那么许多有关外国宫廷、红衣主教和帝王的知识，这可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讲到莎士比亚的作品究竟是谁写的这一个问题，管他是培根写的也好，是南安普顿或者里奇蒙写的也好，我都不去介意，但是我根本没法相信那是一个斯特拉特福的孩子写的。必须是一位具有贵族风度的人，才写得出那样的作品。也只有一位出身高贵和富有才华的人，说话时才会那样完全不去注意文法。我看了那一所农舍，听了一些当地的传说，讲到他小时候怎样喜欢游荡，怎样不用功读书，怎样偷捕鱼鸟，对某些事物又是怎样抱有那种乡愚的看法，我就不相信他在思想上会发生这样大的转变，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在伟大天才的作品中，你可以从某些地方看出他们是出身寒微的，然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你却一点儿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迹像。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10）
我从斯特拉特福乘汽车去曼彻斯特，下午三点左右到了那里。那天是星期日，曼彻斯特市内一片沉寂，街上几乎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所以我只得回到车上，取道布莱克本。
我小时候随剧团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时，布莱克本是我爱去的一个城镇。那时候我往往住在一家小客栈里，包括膳宿，每星期付十四先令，不演出时就在客栈里的小弹子台上打弹子。英国刽子手比林顿常常去那儿，我和他打过弹子。
我们到达布莱克本时刚五点钟，虽然天色已经昏暗，可是我仍旧找到了从前住的那家客栈，在那儿喝了一杯酒，但并没有被人认出来。客栈老板已经换了人，可是我那个老伙伴弹子台仍旧摆在那里。
后来，一路摸黑，我到了市场上；占地大约三英亩的广场上黑漆漆的，最多只点了三四盏路灯。一些人都聚在那儿听政治演说。当时英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中。我从这一群人里走到那一群人里，听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有的人措辞尖锐激烈；一个人谈社会主义，另一个人谈共产主义，还有一个人谈道格拉斯计划，但可惜这问题太复杂了，一般工人都听不懂。我听那些会后三三五五聚在一起的人谈话，没想到会发现了一个思想仍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那样保守的老人。他说：“英国人多年来坐吃山空，毛病就出在这里；发救济金会毁灭了英国！”于是我在黑暗中发表我的意见，尖着嗓子插嘴说：“要是没救济金，那就不成为英国啦，”这时有一些人支持我：“说得对，说得对！”
当时政治局势未可乐观。英国的失业人数几乎已达到四百万——这数目还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工党也提不出什么与保守党不同的办法来。
我去伍尔威奇，听坎宁安·里德先生发表为自由党竞选的演说。他虽然谈了许多政治上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并不曾作出任何承诺，因此不能对选民产生什么影响。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年轻伦敦姑娘大喊道：“你们不要听这套上等人无聊的废话，只要告诉我们，你打算把四百万失业工人怎么办，我们就知道该不该选你的政党。”
我想，如果这个姑娘在政治上是代表下层社会的，那么工党就有希望获胜，然而，我估计错了。斯诺登发表广播讲话后，保守党大获全胜，贵族竞选斯诺登。所以，我离开英国时，保守党的政府正处于优势，但等到我抵达美国时，保守党政府又在走下坡路了。
假日中从事消遣，你最多也不过是在追逐一些空虚的理想而已。我在欧洲遍访名胜，玩得时间太久了，而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也很明显。当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挫折，失去了目标。自从有声电影发明以来，我就不能决定何去何从。虽然《城市之光》对我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它赚的钱比当时任何有声影片所赚的都多，但是我觉得，如果再要拍一部无声电影，那对我将是不利的，再说，我担心自己已经落伍，因此被一种沮丧情绪所困扰。虽然一部好的无声电影更富有艺术价值，但是我必须承认，有声电影能使人物更具有形象。
有时候我也考虑到是否可以拍一部有声电影，但是一想到这件事我就难受，因为我知道它永远不能达到我无声电影的标准。如果拍有声电影，我就必须完全抛弃我流浪汉的角色。也有人提议，不妨让流浪汉说话。但这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因为只要流浪汉一开口，他就会变成另一个人物。再说，他脱胎的那个模型和他穿着的那套破烂衣服，都是和他的不说话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想到了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我才把我的假期延长了下去，然而，我的内心却在不断地催促我，“回好莱坞吧，去开始工作吧！”
结束了英国北部的旅行，我回到了伦敦卡尔登旅馆，正准备订船票取道纽约返回加州，忽然收到了道格拉斯·范朋克从圣莫里茨（圣莫里茨：村名，在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上，海拔六千英尺，以风景优美著称）拍来的电报，于是我的计划又改变了。电报上说：“请来圣莫里茨。将特为你的光临降一场雪。谨此恭候。道格拉斯问好。”
我刚读完电报，就听见有人胆怯怯地叩门。“进来！”我以为来的是侍者。可是没想到，那是我天蓝海岸的女友在向屋子里张望。我吃了一惊，有些恼火，但最后还是忍耐下了。“进来吧，”我冷冷地说。
我们去哈罗德商店添购什物，买了滑雪装备，然后我在邦德街一家首饰铺里给她买了一只镯子，她十分高兴。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到了圣莫里茨；我见了道格拉斯，不觉精神为之一振。虽然道格拉斯和我一样，也在为决定自己的前途感到为难，但是我们谁都不去提这些事情。我看见他独个儿在那里，相信玛丽已经和他分手。然而，一经在瑞士群山中会晤，我们的忧郁都随之消失。我们一起滑雪——至少是一起学着滑雪。
前德国王储，也就是德皇的儿子，当时也住在那家旅馆里，但是我不曾去会他，只是有一次在电梯里和他遇见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因为想起了我的喜剧片《从军梦》，德国王储在那里面被扮成了一个丑角。
到了圣莫里茨，我把我哥哥雪尼也邀去了。既然不必急于回贝弗利山，我就决定取道远东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