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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一天已近结束，我所有的念头想到后又都放弃了，已经是陷入绝望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突然自己呈现出来，仿佛是在云石地板上扫去了一层积灰，就在那儿发现了我一直寻找的美丽的镶嵌花纹。一时紧张情绪消失了，制片厂里活跃起来了，瞧考尔菲尔德先生那一阵笑呀！
拍摄所有的影片，我们班里那些人从来不曾有谁受过伤。凡是激烈的场面，都像舞蹈那样经过了仔细认真的排练。打耳刮子的动作都是假装的。不论场面上有多么混乱，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做的动作，一切都是配准了时间的。拍影片时出工伤事故是不可宽恕的，因为影片中所有的形象，包括狂风、暴雨、地震、沉船、奇灾巨变等等，都是可以做假的。
摄制所有这些影片，只出过一次事故。那一次是在拍《安乐街》的时候发生的。当时我把一盏街灯向那个恶棍头上扳下去，要用煤气熏他，可是灯罩倒下来，锋利的铁边落在我鼻梁上，后来医生给我缝了两针。
给互助影片公司拍电影的那些日子，我认为是我一生工作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我那年二十七岁，心情轻松、无忧无虑，有着无限美妙的前景，人们都对我友好，生活过得有趣，不久我将成为百万富翁：这一切简直是有点儿不可思议的。金钱不断地涌进我的钱柜。我每星期一万元的收入已经积累到了几十万。现在我的身价已是四十万了，再过几天我的身价将是五十万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了。
我记得，Ｊ·Ｐ·摩根的朋友玛克馨·艾丽奥特有一次对我说：“金钱是一件应该忘记的东西。”但是我说，它也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东西。
毫无疑问，一个人一经出人头地，他就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当时凡是我遇见的人，都对我笑逐颜开。我虽然是一个暴发户，但我的意见总会受到人家认真的考虑。有些人，虽然刚和我认识，但已经愿意和我做最亲密的朋友，像亲属似的关心我的问题。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快意，可惜我天性不适于和人家这样亲热。我喜欢交朋友，就像我喜欢听音乐一样——必须是我有兴致的时候才会喜欢它。不用说，像我这样随心所欲，有时候是会感到孤独的。
我的合同将要期满的一天，我哥哥进了体育俱乐部我的卧室里，高兴地说：“喂，查理，你现在已经属于百万富翁阶级了。我刚给你谈了一笔交易：替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拍八部两大本的喜剧片，报酬是一百二十万美元。”
演艺生涯互助影片公司（4）
那时候我刚洗完澡，腰里围着一条毛巾，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拉着小提琴，奏的是《霍夫曼故事》。“哼——哼，我想，这可太美啦。”
雪尼突然大笑。“我永远记得你这副样儿：屁股上围着一条毛巾，手里拉着小提琴，听到我签订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合同，是这样的反应呀！”
我承认当时确是有点儿装腔作势，因为我想到了需要做的那些事情——这笔钱可不是容易挣的呀。
然而，眼前的这一切财富，并没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虽然已经习惯于拥有这些财富，但是还不习惯于使用这些财富。我挣到了神话似的这笔钱——但是它仅代表一些数字，实际上我还不曾看到它。所以，我必须做的一件什么事情，来证明我确实拥有这些钱。于是，我聘了一个秘书，雇了一个仆人，买了一辆汽车，用了一个车夫。那一天，我走过一家汽车样子间，看到一辆七座的“汽机”牌汽车，当时那算是美国最考究的汽车了。它是那么华丽，简直不像是出售的。但是，我走进了那家店，问：“这卖多少钱？”
“四千九百元。”
“我要这辆车，”我说。
那个人吃了一惊，试图再拖延一下，不准备就这样立即成交。“您不要看看机器吗？”他问。
“看不看都是一样——我不懂得那些玩意儿，”我回答。但是，我又用大拇指揿了揿那轮胎，表示自己有点儿内行。
做成这一笔交易很简单；只要在一张纸上签个名，那辆车就属于我的了。
怎样投资是一个问题，我对此道是外行，但雪尼对这方面的术语都很熟悉：他知道什么是账面价值，资本利润，优先股和普通股，甲乙两类定额，可兑换的股票和公债，工业受信托人，以及储蓄银行依法可以用来投资的证券等。在那些日子里，投资的机会很多。洛杉矶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怂恿我和他合伙，每人投资二十五万美元，现在我的投资本利可以达到五千万美元，因为后来那儿发现了石油，成为加州最富的地区之一。
演艺生涯和道格拉斯的友谊（1）
许多知名人士，都在这时候来参观了我们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这些人当中有：梅尔芭，利奥波德·戈道斯基和帕德瑞夫斯基，尼金斯基和帕芙洛娃。
帕德瑞夫斯基很有一股迷人的魅力，但同时又有一种庸俗的气味，一种过分自高自大的神态。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头发很长，斜搭在嘴唇上边的胡子显出严肃，下巴上那撮小胡子使我隐约觉察出他有一种虚荣感。每次他开演奏会，大厅里的灯光暗淡下来，气氛阴郁森严，他刚要在琴凳上坐下时，我就会想像到，有人会抽掉他屁股底下的凳子。
大战期间，我在纽约里茨旅馆里遇见他，向他热情地招呼，问他是否准备在纽约演奏一次。他摆出了一副架子说：“在为敝国政府公务外出期间，我是不举行演奏会的。”
后来帕德瑞夫斯基当了波兰总理，但是我对此事和克里孟梭具有同感，克里孟梭在签订那个倒霉的凡尔赛和约的一次会议上对帕德瑞夫斯基说：“像您这样一位天才艺术家，怎么会不惜降低身份，搞起政治来了？”
相反，利奥波德·戈道斯基这位伟大的钢琴家，身材矮小，圆圆的脸上老是堆满了笑，却显得那么朴实和幽默。他去洛杉矶开完了演奏会，在当地租了一所房子住下，我常常去看他。每逢星期日，我都有机会去听他练琴，看他那双特别小的手施展出高度的技巧，它们是那么灵活。
尼金斯基和他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演员也来电影制片厂参观。他是一个神情严肃、长相漂亮的人，高高的颧骨，忧郁的眼睛，那副样儿好像是一个俗家打扮的僧侣。当时我们正在拍《治病》。他坐在摄影机后边看我拍戏，我觉得那一场挺逗笑，但是他却一直板着脸。其他的人看了都大笑，惟独他越来越忧郁了。临别前他走过来和我握手，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他非常欣赏我的演技，问可不可以再来参观。“当然欢迎，”我说。此后两天里，他又那样愁眉苦脸地看我拍戏。到了最后那一天，我关照摄影师别在摄影机里装上胶片，因为知道，受了尼金斯基忧郁的影响，我那些逗笑的动作是做不好的。然而，每天看完了以后，他总要赞扬我几句。“您的喜剧是芭蕾舞型的，您是一位舞蹈家，”他说。
谈到舞蹈，我还没看过俄罗斯芭蕾舞剧团，也没看过其他芭蕾舞剧团。但是，就在那个周末，我被邀请去看一场午后演出。
到了戏院里，由贾季列夫出来欢迎我；贾季列夫是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人。他表示抱歉，惟恐那一天出的节目我不太欢喜。“可惜演的不是《牧神的午后》，”他说。“我想您喜欢看那个节目。”接着他就转过身去对他的经理说：“告诉尼金斯基，休息后咱们演《牧神》给夏洛看吧。”
第一场芭蕾舞演的是《山鲁佐德》。我对它的印象不大满意。动作太多了，舞蹈太少了，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音乐又是那么多重复。但接下来是尼金斯基跳双人舞，他一出场，我就像触了电一样。世界上的天才我只见过少数几位，其中有一位就是尼金斯基。他像是一位仙人，具有一种催眠的力量，那种忧郁的表情给人一种超凡出世之感；每一个动作都富有诗意，每一次跳跃都引起我离奇的幻想。
他已经关照贾季列夫休息时间带我到他化装室去。我到了那里，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了。对于伟大的艺术，你不能够单凭使劲扭自己的手指，或用什么语言来表示欣赏。我只默默地坐在他化装室里，留神看镜子里那张奇怪的脸，看他在颊上画绿色的圈儿，装扮成牧神。他不善于敷衍应酬，只问了一些有关我电影的无关紧要的话，而我也只能极简单地答复他。休息时间结束，催场铃响了，我说要回到自己位子上去了。
“别走，别走，还早着呢，”他说。
这时有人敲门。“尼金斯基先生，序乐奏完了。”
我露出了着急的神气。
“没关系，”他说，“时间还多着呢。”
我感到惊奇，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您瞧，我还是去了吧？”
“不，不，让他们再奏一次序乐。”
最后贾季列夫冲进了化装室。“上场吧，上场吧！观众们已经在鼓掌了。”
“让他们等着好啦，这样更有趣，”尼金斯基说，接着又泛泛地问了我一些话。
我觉得很窘。“我可真得回到我位子上去了，”我说。
在《牧神的午后》中，尼金斯基的演技是空前绝后的。他所创造的那个神奇的世界，那些在美丽的树林阴影中出现的悲哀的幽灵，再有他这个在神秘气氛中四下徜徉的热情与忧郁之神：所有这一切的情趣，他好像毫不费力，只用了几个简单的手势就表达出来了。
六个月以后，尼金斯基疯了。那一天下午，在他化装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