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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萨斯城的大火车站，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警察已无法控制那些从外边不断涌过来的人群。靠着火车放了一个梯子，让我爬上车顶去和群众见面。我重复了在阿马里洛说的那几句客套话。这时又送来了更多的电报，它们邀我去参观一些学校和其他机构。我把电报都塞在手提包里，准备到了纽约再去答复。从堪萨斯城到芝加哥，一路上又都是人，他们站在联轨站旁边或空地上，车过时向我招手。我很想尽情地享受这种乐趣，但同时又想到，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如果演一两出胡打乱闹的喜剧就能引起这样的轰动，那么，在那些知名人士中，也许不乏招摇撞骗的事情吧？从前我老是想要群众注意我，现在这个目的总算达到了——然而，说也矛盾，这会儿我反而感到愁闷和孤寂，觉得自己和群众分隔开了。
演艺生涯互助影片公司（1）
孤寂感是可厌的。它会使人感染到一种难以捉摸的忧郁气氛，觉得自己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和兴趣，并为此感到有点儿羞怯。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我的孤寂感更会使我遇事时畏缩，但看，我虽然具备一切交友的条件，年轻，有钱，有名气，但是却在纽约独自四下彷徨，感到百无聊赖。记得我有一次遇见美丽的英国音乐喜剧名演员乔茜·柯琳丝，那时她正在五马路上走着，忽然碰到了我。“哦，”她很亲切地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我只觉得自己像是有什么行为不检之处被人发现了似的。我笑了笑，说我正要去和几个朋友午餐，但是，我真想向她说实话，——说我很寂寞，很想约她去吃饭——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同一天下午，我在大都会歌剧院附近溜达，碰见了大卫·贝拉斯科的女婿莫里斯·格斯特。以前我在洛杉矶见过格斯特。他是以当“黄牛”倒卖戏票起家的，这一行生意在我初到纽约的那段时期里是很风行的。（所谓当黄牛，就是买了戏院里最好的戏票，然后站在戏院门口兜售牟利。）格斯特后来以承包戏院而暴富，尤其是以上演马克斯·莱因哈特导演的那一出场面伟大的《奇迹》赚了很多钱。格斯特的那副长相是斯拉夫类型的，白皙的面孔，腰子形的大眼睛，阔嘴，厚唇，看上去有些像劣版图书上奥斯卡·王尔德的画像。他很容易激动，对人说话时简直有点儿像盛气凌人。
“真见鬼，你这一晌到哪儿去啦？”接着，还没等我来得及回答，他又问，“真见鬼，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呀？”
我对他说，这会儿我要去散步。
“这可是见鬼！你不会一个人散步的！这会儿你到底上哪儿？”
“不上哪儿，”我委婉地说，“只是出来透透新鲜空气。”
“跟我来！”他说时把朝着他去的那个方向扭转了身，紧勾住我一条胳膊，叫我没法逃走。“我去把你介绍给一位真正有价值的人——一位你应当和他交朋友的人。”
“你要上哪儿去呀？”我急着问。
“让你去会我的朋友卡鲁索，”他说。
我怎么推辞也没用。
“卡鲁索和杰拉尔丁·发娜今儿有一出日戏，他们俩合演《嘉尔曼》。”
“可是我——”
“我的上帝，你总不至于害怕呀！瞧卡鲁索这个人真可爱——和你一样朴素，富有人情味儿。他看见了你，要快活死啦，他在想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再三对他说，我要去散步，去吸点新鲜空气。
“这对你比吸新鲜空气更有意思呀！”
我被他拉着穿过了大都会歌剧院的休息室，匆匆忙忙沿着过道走向有两个空位子的地方。
“你那儿坐，”格斯特悄声说，“我等到休息时间再来。”他一说完这话，就沿过道走得无影无踪了。
我以前听过几次《嘉尔曼》的音乐，但是这次听来有点儿不大像。我看了看我的节目单；是呀，是星期三，这一天排的戏是《嘉尔曼》呀。但是，那奏的却是另一个曲调，我听来也很熟悉，它更像是《里戈莱托》。我被闹糊涂了。这一幕结束前大约两分钟，格斯特悄悄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了。
“这演的是《嘉尔曼》吗？”我小声儿问。
“是呀，”他回答，“你没拿到节目单吗？”
他一把夺过了节目单。“可不是，”他悄声说，“卡鲁索和杰拉尔丁·发娜合演，星期三日戏，《嘉尔曼》——瞧这上面！”
幕降落了，他拉着我沿着一排座位走到通后台的边门。
几个穿软底靴的人正在那里换布景，我只觉得自己老是妨碍他们的工作。那儿的气氛仿佛是一个迷梦。出现在梦中的是一个身体瘦长、神情严肃的人，胡子翘着，敏锐的眼睛从高处瞪着我。他站在舞台中央，布景在他身边移来移去，他露出了一副担心的神气。
“加蒂－卡萨扎先生，我的老朋友，你好呀？”格斯特说时向他伸出了手。
加蒂－卡萨扎跟他握了握手，做了一个表示轻蔑的手势，然后嘟哝了几句什么。这时格斯特向我转过身来。“你猜对了，演的不是《嘉尔曼》，是《里戈莱托》。杰拉尔丁·发娜在演出前最后一分钟请假，她着凉了。这一位是查理·卓别林，”格斯特说。“我这会儿领他去会卡鲁索，也许可以鼓起他的兴致来。你和我们一块儿去吧。”但是加蒂－卡萨扎哭丧着脸摇了摇头。
“他的化装室在哪儿？”
加蒂－卡萨扎唤那舞台管事。“他会领你们去的。”
我自觉地警告自己，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打扰卡鲁索，于是把这意思向格斯特说了。
“你别傻气啦，”他回说。
于是我们沿着过道向卡鲁索的化装室一路摸索过去。“是谁把灯扭熄了，”舞台管事说，“等一等，让我去找开关。”
“你听我说，”格斯特说，“有人等着我哩，我可得先走一步了。”
“你这时候不能走开吧？”我赶紧问他。
“会有人照应你的。”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已经走了，我被留在一片黑暗中。舞台管事擦亮了一根火柴。“我们到了，”他说，接着就轻轻地敲了敲门。只听见一个意大利口音的人在里面吼了一声。
我的朋友用意大利语回答，他最后说的是“查理·卓别林！”
又听见一声吼。
“听我说，”我悄声儿说，“还是下次再来吧。”
“不，不，”他说；他这时已经是在完成一件使命。门虚开了，那个上了装的人向外面黑暗里望。我的朋友说明我是什么人，声音里透出了烦恼。
“哦！”上了装的人说，随即关上了门。后来，门又开了。“请进来吧！”
这一次小小的成功，好像使我的朋友振作起精神。我们走进去时，卡鲁索背朝着我们坐在他化装台跟前，正对着一面镜子修剪他的小胡子。“啊，先生，”我的朋友高兴地说，“我很荣幸，向您介绍电影界的卡鲁索——查理·卓别林先生。”
卡鲁索向镜子里点了点头，继续修剪他的小胡子。
最后他站起来，一面束带子，一面仔细打量我。“你演得很红了，对吗？你挣了很多钱。”
“是呀，”我笑着说。
“你肯定十分快乐。”
“可不是。”我接着向舞台管事看了一眼。
“那可好，”他高兴地说，暗示我们可以走了。
我站起来，向卡鲁索笑了笑。“我不要错过了斗牛的一场。”
演艺生涯互助影片公司（2）
那是《嘉尔曼》里的一场，现在演的是《里戈莱托》，”他说，一面和我握手。
“哦，对，可不是！哈哈！”
在当时的环境许可下，我已经从纽约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调剂，于是心里想，不必等到对这花花世界中的享乐厌腻了，还是趁早离开这里吧。再说，我也急于要履行新订的合同，去开始工作了。
我回到洛杉矶，下榻于当地最豪华的旅馆，也就是坐落在五马路与大马路拐角上的亚历山德里亚大饭店。这家旅馆的建筑是洛可可式的：休息室里有云石柱和水晶枝形挂灯，大厅当中铺着那条近似神话的“百万金元地毯”——那个大笔电影买卖成交的地方——人们之所以开玩笑，给它题上这样一个名字，一半是因为那些专爱传播小道新闻或俨然以电影业赞助者自居的人，常常站在那条地毯上，满口里谈的都是数以亿万计的金元。
亚伯拉罕森就是在那条地毯上发了财，他租借了电影制片厂里的一片场地，雇用了几个失业的演员，出售根据州权用低价拍摄的便宜影片。一般人都管这种影片叫“贫民区”影片。已故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经理哈利·科恩就是以拍摄贫民区影片起家的。
亚伯拉罕森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承认自己并不喜爱艺术，拍影片只是为了要赚钱。他说话苏联口音很重，导演影片时老是向女主角吆喝：“好，从屁股后边走上场”（意思是，从后面走上场）。“这会儿你到镜子跟前去，照一照你自己。嗳呀！我冻美嘛！现在，混搅他二十尺吧”（意思是，要用自己临时穿插的动作拍二十英尺影片）。女主角往往是一个胸部丰满的年轻娘们，穿的是光着脖子的宽大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