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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漫不在意地向阿斯特旅馆那面点了点头。“我正要回去睡觉。”
这句话对阿瑟产生了影响。
这时候他身边还有两个朋友，他给我介绍了，然后提议大伙儿一起去麦迪逊大街他的公寓里喝咖啡，闲谈一会儿。
那是一套很舒适的房间，大家随意坐下了，东拉西扯地闲谈起来，阿瑟一直小心翼翼不提我们过去的事情。同时，知道了我住在阿斯特旅馆，他很想探听我的底细。但是我守口如瓶，只说我是来纽约度两三天假期的。
阿瑟已和他当年住在坎伯韦尔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他现在是他姐夫弗兰克·Ｊ·古尔德的助手，已经成为一个很阔绰的商人。我听他谈到那些社会新闻时，就感到更加愁闷无聊。阿瑟提到他的一个朋友时，说：“那是一个有教养的小伙子，我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是很好的呀。”我听到他这样关心门第，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我和阿瑟几乎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了。
我在纽约只待了一天。第二天早晨我就决定回费城去。虽然那一天给我带来了所需要的变化，但也使我感到愁闷和孤寂。现在我又需要朋友了。我只想到要在星期一早晨演出，可以遇到我们戏班里那些同事。虽然心里讨厌再去干那种沉闷的工作，但我对那一天优美的生活已经感到满足。
回到费城后，我信步走到戏馆里。里夫斯先生收到了一份电报，他拆那电报时我刚巧在旁边。他说：“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拍给你的。”电文是：“你班内有无卓福英或与此姓相似之人？如有，请其与百老汇大街隆加克大厦二十四号凯塞尔与鲍曼事务所联系。”
我们戏班里并没有姓这个姓的人，但是里夫斯说，这也许就是指的卓别林。这时我激动起来，因为，据我知道，隆加克大厦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中段，大厦里满都是律师事务所，记得我有一位阔绰的伯母住在美国什么地方，于是我想入非非：会不会是她故世了，给我留下了一笔财产呢。于是我就复了一个电报给凯塞尔与鲍曼，说戏班里有一位卓别林，也许是他们所要找的人。我焦急地等着回电。回电当天到了。我拆开了电报。电文是：“可否请卓别林速来我事务所？”
演艺生涯离开美国（3）
我心情激动，满怀希望，第二天搭了早车去纽约，从费城到那里只消两个半小时。我不知道将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只是在幻想：自己坐在一间律师事务所里，听人家宣读一份遗嘱。
但是，一到了那儿，我就有些失望，因为凯塞尔与鲍曼并不是什么律师事务所，而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然而，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却是够刺激的。
查尔斯·凯塞尔是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股东之一，他说麦克·孙纳特先生曾经看到我在第四十二街美国音乐厅扮演一个酒徒，如果我确是那个演员的话，他很想邀我去代替福特·斯特林先生。我过去常常想到要拍电影，甚至提议和我们戏班老板里夫斯合伙，买下所有卡诺剧团的独幕剧上演权来拍电影。但是里夫斯顾虑重重，不敢贸然从事，因为我们对拍电影都是外行。
凯塞尔先生问我可曾看过基斯顿的滑稽影片。我当然看过好几部，但是我不说那些影片都是些胡打混闹、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只有一个黑眼睛的漂亮姑娘，名叫玛蓓尔·瑙尔芒的，我觉得她很讨人欢喜，也只是由于有她的穿插，那些影片才值得一看。我对基斯顿型的滑稽影片并不十分热心，但是我知道它们的宣传价值。这一行我只消干它一年，再回去演轻歌舞剧就可以成为国际有名的红角儿了。再说，这是新奇的生活，有趣的环境。凯塞尔说，合同签订后，我要拍三部电影，周薪是一百五十美元。这比我当时在卡诺戏班里拿的薪酬要多上一倍，但是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我一星期至少要有二百美元。凯塞尔先生说，这要由孙纳特先生决定，他将通知在加州的孙纳特先生，然后让我知道他们商量的结果。
我等候凯塞尔的回音时，急得心神不宁。也许，我讨价太高了吧？最后回信来了，说公司愿意和我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薪水头三个月是每周一百五十美元，其余的九个月是每周一百七十五美元，我生平从来不曾拿过这么许多钱。合同将从我们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戏院的演期满时开始。
多谢上帝保佑，我们在洛杉矶皇后戏院演出时大受欢迎。演出的一出喜剧叫《俱乐部之夜》。我扮演一个老态龙钟的酒徒，看上去至少有五十岁。孙纳特先生也去看那出戏，戏演完了，他向我祝贺。在那次短促的会晤中，我注意到，他长得很魁梧，厚唇，大嘴，窄脑门儿，大腮帮子：这一切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但是我在猜想，不知道将来他和我共事时能融洽吗？那次会晤时我一直十分紧张，惟恐他对我不满意。
他随便地问到我什么时候可以加入他们的公司。我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卡诺戏班的合同满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在堪萨斯城和戏班分手时，又踌躇起来。这时戏班即将回英国，而我则将往洛杉矶，要全靠自己去打天下，但又感到不是太有把握。在演出最后的一场之前，我叫了一些酒来请大伙儿喝，想到要和他们分别，不觉依依不舍。
我们戏班里的一个演员，叫阿瑟·丹多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我，这时要开我一次玩笑，就悄悄地说，戏班里要赠给我一件小小的礼物。说真的，我听了这话很是感动。但是结果根本没这么一回事。等到大伙儿都走出了化装室，小弗雷德·卡诺才老实告诉我，说丹多本来还准备先发表一篇演说，然后送给我那件礼物，但是我请大家喝了酒，他就再没勇气玩这一套了，于是把那所谓的“礼物”留在化装台上的镜子后面。原来那是一个空烟盒儿，外面包了锡纸，里面装了一些用剩了的油彩头儿。
演艺生涯基斯顿电影制片厂（1）
我一路上担心着急，最后到了洛杉矶，在一家叫大北旅馆的小客栈里开了一间房间。头一天晚上，我的假日是像平时工作日那样度过的，是去卡诺剧团从前演出的皇后戏院里看第二场戏。检票员认出了我，走过来对我说，孙纳特先生和玛蓓尔·瑙尔芒小姐就坐在后面两排，问我可要坐到他们一起去。我很激动，匆忙中大家悄声介绍了以后，就一起看戏。戏散了场，我们沿大马路走过去几步，在一家德式地下餐馆里吃夜宵喝酒。孙纳特先生看到我那么年轻，感到很惊奇。“我还以为你年纪要大得多哩，”他说。我觉出他对我有点儿不放心，就很着急，因为想起孙纳特的喜剧演员都是一些样子挺老的人。弗雷德·梅斯已经五十开外，福特·斯特林也四十多了。我回答说：“我化装后可以要多么老有多么老。”但是玛蓓儿·瑙尔芒的态度使我心定了一些。其实，即使当时对我有什么看法，她也不会表示出来。孙纳特先生说我不必立即开始工作，应当先到伊登代尔的电影制片厂去，熟悉一下那里的人。我们离开餐馆，一起跳上了孙纳特先生那辆漂亮跑车，最后我被送回客栈。
第二天早晨，我乘电车去洛杉矶郊区伊登代尔。那是一片尚未定型的地方，它好像自己还没打定主意：究竟是要做一个普通的住宅区，还是要成为一个半工业区。那儿有几处堆积木材和抛弃废铜烂铁的地方，此外再有一些看来是无人管理的小农场，临公路的地方盖了一两间木头房子的商店。经过多次询问，我走到基斯顿电影制片厂的对面。制片厂占了一片一百五十英尺见方的地，外面围了一道绿色的栅栏，里面是一些破破烂烂的房子。要进去时，你必须先走完一条花园里的小路，穿过一所平房——整个儿那片地方，看来和伊登代尔一样，也是不曾定型的。我站在对面公路上向它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考虑到底要不要进去。
午饭时刻到了，我看着那些演员，男的，女的，再有基斯顿警察，都不曾卸装，一起从平房里涌了出来。他们穿过公路，走进一家小卖部，出来时都在吃着三明治和热狗。有一些人扯着粗嗓子追着另一些人大声儿喊：“喂，汉克，加油呀！”“叫斯利姆赶快呀！”
这时候我忽然难为情起来，赶快走到路拐角，远离开点儿的地方，留心看孙纳特先生或者瑙尔芒小姐会不会从平房里出来，但是我没看见他们。我在那儿站了半小时，然后决定回旅馆去了。当时要我走进制片厂，去面对着所有那一伙人，那可是一件没法办到的事。接连着两天，我都是已经走到了制片厂外面，但是没勇气进去。到了第三天，孙纳特先生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不去。我只得推托了一个事故。他说：“这就来吧，我们等着你。”于是我去到那里，大着胆子走进了那所平房，说我要见孙纳特先生。
孙纳特见我去了很高兴，立即把我带到制片厂里。我完全被那里的情景吸引住了。柔和的光线均匀地布在整个场地上。日光从一幅幅宽阔的白色亚麻布上面折射下来，被分散开了，于是给每样东西添了一种虚无缥缈的色彩。这样分散光线，是为了在日光下面拍电影。
孙纳特给我介绍了一两位演员，这时我对拍电影的过程发生了兴趣。一排并列着三个场地景，三个喜剧班子正分别在各个场地上拍电影。那情形就好像是在看世界展览会一样。有一个场地上，玛蓓尔·瑙尔芒正在乒乒乓乓捶门，一面叫喊：“让我进来呀！”接着摄影机停下了，一场戏拍完了——我没想到，影片就是这样零七八碎地拍成功的。
我要去接替的那一位主要演员福特·斯特林，这时候正在另一个场地上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