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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想起一件可怕的事，原来，我睡的就是吉尔伯特的床啊。“可不是吗，”我应了一句，接着又装出很感兴趣的神气，谈到他是否可以搭马戏班。
她点了点头。“我们常常有这个打算。”
记得我那样表示热心——或者，不管那是表示什么吧——看来只是为了要讨好房东太太。在离开那家人之前，我还走到厨房里，向吉尔伯特道别。我竭力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握了握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他也亲切地和我握手。
在外省演了四十个星期，我们回到伦敦，接着又在郊区各地演了八个星期。《福尔摩斯》的演出盛况空前，所以，第一轮演完后三个星期，我们又准备作第二轮演出了。
这时候雪尼和我决定搬出波纳尔弄，在肯宁顿路租一套更体面的房间；我们像蛇一样，要蜕去自己的皮，消除一切过去留下的痕迹。
我和戏班管事的商量，下次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时让雪尼扮一个小配角，于是雪尼搭上了戏班——他的薪酬是每星期三十五先令！这一来我们可以一块儿巡回演出了。
雪尼每星期都有信写给母亲，我们第二轮巡回演出将近结束时，收到了凯恩－希尔疯人院的来信，说母亲已全部恢复健康。这真是一个喜讯。我们很快就给她办好了出院手续，并且准备接她到雷丁去和我们团聚。为了庆祝这一件大喜事，我们租一套特别考究的公寓房子，包括两间卧室和一间客厅，客厅里有一架钢琴，在母亲的卧室里摆了鲜花，还准备了一顿精致的饭菜。
我和雪尼到火车站去接她，我们俩又是紧张又是高兴，然而，一想到她必须知道如何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够重新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我又焦急起来，因为明知道我们不可能再恢复从前那种亲密的关系了。
最后，火车进了站。我们心情激动，惴惴不安，逐个儿看那些从车上走下来的旅客们的脸。到后来，终于看到了母亲，她含着微笑，很镇定地朝我们走了过来。我们向她迎上去时，她并没有显得十分伤感，只是亲切而大方地招呼了我们。显然，她也在试着使自己适应一切。
在乘马车回我们宿舍的那段短短的路途中，我们谈到许多事情——各式各样的事情，有的是原原本本的，有的是毫不连贯的。
我们首先领她去看那套房间，以及她卧室里的鲜花，经过那一阵子欢腾和兴奋，后来我们都在客厅里坐下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伙儿激动得喘不过气来。那是一个阳光煦和的日子，我们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宁静的街道上，但是这时候静寂的空气反使人感到不舒服，我虽然要鼓起兴致来，但只觉得自己是在克制着一种忧郁的情绪。可怜的母亲呀，只要让她在生活中获得少许满足，她就很快活了，她使我回想起了我不幸的过去——世上只有她一个人会使我有这种感触啊。然而，我竭力不让大家看出我的心事。母亲显得苍老了一些，人也胖了一些。我一向觉得她很会打扮，为她感到骄傲，很想让她以最动人的风度出现在我的同事们面前，可是现在她的外表是很不整齐的。她肯定是觉察到了我的心事，所以用探询的目光转过来看我。
我很当心地把她一绺头发理一理好。“你去会我的同事们之前，”我笑着说，“我要你打扮得最漂亮。”
她向我看一眼，然后取出了她的粉扑，在脸上扑了粉。“瞧我生活得多么幸福啊，”她高兴地说。
过了不久，我们彼此完全适应了，而我那种忧郁的情绪也随之消失了。我们之所以不能再像小孩儿那样和她亲热，那是因为我们年龄渐长的缘故，她对此知道得比我们更清楚，而我们也就觉得她更可爱了。在巡回演出期间，她总是出去买一些吃用的东西，带回来的有水果和点心，并且总有一些鲜花。从前也是这样，不管我们多么穷苦，她星期六晚上出去买东西时，总要带回来一些紫罗兰。但是，现在她有时候很沉默，那冷淡的神情使我感到难受。她已经不大像是我们的母亲，而更像是一位客人了。
一个月后，她要回伦敦去了，因为急于要安定下来，可以趁我们巡回演出结束前为我们布置好一个家；并且，像她所说的，这样可以更俭省一些，不必再多花旅费，跟着我们到各地去跑。
母亲在我们从前住过的切斯特街那家理发店楼上租了一套房间，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套价值十镑的家具。那几间房当然不能像凡尔赛那样宽敞，也没那样华丽，但是她在那几间卧室里创造了奇迹，给那些装橘子的木箱上覆盖了印花棉布，这一来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几口小衣橱一样。我和雪尼每星期总共挣五镑五先令，我们把一镑五先令交给了母亲。
雪尼和我结束了第二轮巡回演出后，和母亲一起待了几个星期。我们虽然都很高兴陪着母亲，但是心底里又想要再出去巡回演出，因为切斯特街的屋子里没有外省公寓房子里那种舒适的设备，而雪尼和我此时已经习惯于那些小的享受。母亲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去火车站送我们走时，看上去很高兴，但是，当火车开了，她在站台上笑着挥动手绢时，我们都觉得她有些忧郁。
在我们第三轮巡回演出期间，母亲来信说，雪尼和我从前去肯宁顿路投靠的那个露易丝死了。真是造化弄人啊，她就死在我们一度被关在那儿的兰贝斯贫民习艺所里。她只比父亲多活了四年，就抛下了她的小儿子去世了，后来这孤儿也被送进了我和雪尼曾经去过的汉威尔学校。
母亲在信里说，她去探望了那个孩子，她先介绍了自己，然后告诉他，说我和雪尼曾经跟他和他爸妈一起在肯宁顿路的房子里住过。但是那孩子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因为那时候他刚四岁。他对自己的父亲也毫无印象了。现在他已经十岁。他用的是露易丝娘家的姓，而据母亲探听到的，他连一个亲属也没有。母亲说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非常安静，十分怕羞，并且看来很会用心思。母亲给他带去了一袋糖果，还给他买了一些橘子和苹果，答应经常去看他，我相信她确实是经常去的，直到后来她自己旧病复发，又被送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
演艺生涯初登戏台（5）
母亲重新发病的消息传来，像一把刀刺进了我心里。详细的经过情形我们始终不知道。我们只收到一份简短的正式通知，说有人发现她语无伦次，在马路上徘徊。我们毫无办法，只好让可怜的母亲听命运摆布去了。她从此再不曾全部恢复理智。此后几年里，她在凯恩－希尔疯人院里日趋衰弱，直到后来我们经济宽裕了，才把她送进一家私人医院。
有时候，厄运之神对他们所嘲弄的对象已感到厌倦，于是又发了慈悲，不信，但看他们对我母亲就是这样儿。在临终前的最后七年里，她又过着舒适的生活，四周布满了阳光，摆满了鲜花，看到她的儿子都长大成人，名成利就，一切都是她不曾想像到的。
因为要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所以我和雪尼有许多星期不曾见到母亲。最后我们搭弗罗曼戏班的巡回演出永远结束了。布莱克本皇家戏院老板哈利·约克先生，从弗罗曼戏班买下了《福尔摩斯》的上演权，到一些更小的城镇里去演出。这个新戏班邀了我和雪尼，但是却把薪酬减少了，每人只能领到三十五先令。
搭上了一个下等戏班，去北方小城镇里演出，这种降落是令人沮丧的。同时，将这个戏班和我们刚离开的那一个相比较，这就增强了我的歧视心理。我原来并不打算让人家知道二者的优劣对比，然而，在排练的时候，那位新导演问到我一些舞台指挥技术，有关怎样递点子，怎样做某些动作等，而由于热心帮助他，我就急着告诉他弗罗曼戏班里导演的技术。当然我不会因此赢得班里其他演员的好感，从此他们都把我看作是一个乳臭未干、狂妄自大的小子。后来，一位新的舞台管事还对我怀恨在心，有一次借口我制服上落掉一颗钮子，罚了我十先令——他以前已经为这一类的事警告了我多次了。
《福尔摩斯》的作者威廉·吉勒特陪同玛丽·多萝来到伦敦，合演他所编的《克拉丽莎》。剧评家很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个剧本，还批评了吉勒特念道白时的姿态，于是吉勒特就编了一出过场戏，叫做《福尔摩斯做人难》，他本人在这出戏里不说一句话。戏里一共有三个角色：一个疯女人，一个福尔摩斯，再有福尔摩斯的小用人。这时候，恰如喜讯从天而降，我收到了吉勒特的管事波斯坦斯先生拍来的电报，问我是否能去伦敦陪吉勒特在这出过场戏里演出，扮演比利一角。
我紧张得直哆嗦，因为不知道我们的戏班仓促中究竟能不能在外省找到一个代替我演比利的角儿，所以，接连几天，我一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总算好，他们居然另找到了一个比利。
回到伦敦，在一家西区的戏院里演出：我只能把这一次的遭遇形容成为我的新生。每件事情都使我激动得头晕目眩：那一天晚上我怎样到了约克公爵戏院；我怎样会见了舞台管事波斯坦斯先生；他怎样领我到吉勒特先生的化装间里；经过介绍，吉勒特先生怎样对我说：“你高兴和我一起演《福尔摩斯》吗？”而我又是怎样紧张激动地回答说：“非常高兴，吉勒特先生！”再有，第二天早晨，在台上等着排演的时候，我是怎样见到了玛丽·多萝，她穿着那一身非常漂亮的白色夏季服装。在那样一个时刻，看到那样一个美丽人物，她给人的是那种突然的刺激。她刚走下一辆双轮马车，发现她衣服上有了一个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