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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甚至对于李顺的生死避而不谈。那么，李顺究
竟是怎样死的呢？
长期以来，大多数史家一直认为李顺是在淳化五年（994 年）五月宋朝
军队攻占成都时被捕牺牲的。此说见于《宋史·太宗本纪》，在一些宋元时
期著名的笔记如《宋朝事实》、《桯史》等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因此清人毕
沉的《续资治通鉴》沿用了此说，蔡美彪等许多当代史家也持同样的看法。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以上诸书的记载大多只是说“获贼李顺”、“擒贼帅
李顺”以及“枭李顺”、“斩李顺”之类，具体到如何斩或在何时何地斩等
重要细节却都语焉不详，由此也引起了古今史家的众多推测与争论。一些人
认为宋朝军队在攻占成都后不久就把捕获的李顺就地杀害了，其原因很可能
是当时指挥讨伐农民起义军的宋军统帅张继恩为了独占大功。另有人推测李
顺很可能在宋军攻人成都的激烈战斗中阵亡，而以后捕获并杀害的只是一个
与之相似的牺牲者，因此张继恩才会匆匆就地杀害李顺，而不是将他押送京
师炫耀战功。以上两种说法当然都不无可取之处，但多出于推测，缺乏证据
确凿的原始资料的支持，难以令人信服。不少人根据《宋史·太宗本纪》以
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淳化五年五月在凤翔市斩李顺的党羽卫进、计词、
吴文赏、李俊、徐师中、吴利涉以及彭荣等8 人（一说12 人）的记载，推断
李顺也同时被害。但“李顺党”毕竟不能代表李顺本人，要证明李顺也在其
中，必须拿出更直接的证据。显然，在宋元时期众多的历史记载、特别是官
方正史中，对于捕获并处决李顺这样重要的“贼首”的记录却如此简单含糊，
这不禁令人怀疑其可靠性与真实性。
其实，早在宋代就有人提出李顺实际上是化妆逃出了成都，直到起义军
被镇压后30 多年，才在广州或岭南某地被发现逮捕，以70 余岁的高龄被杀
于狱中。按此说见于宋代著名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老学庵笔
记》以及周密等人的著述笔记之中，并且大同小异，其中沈括生活的年代距
王小波，李顺起义仅仅60 年左右，因而有相当大的可靠性。综合诸家之说，
李顺之死的情况大致如下：在宋军攻破成都城的前一天，李顺在支持者的帮
助之下剃去头发，化妆成僧人逃往岭南。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 年）
因人告发被广州巡检陈文琏捕获，后又被押送京城审明确系李顺。宋廷当局
考虑到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将士早已授功领赏了，为了不失面子，才没
有正式公布此事，而是在狱中暗暗地处死了李顺。尽管沈括曾在陈文琏处看
到过这一事件的有关案档文件，陆游、周密也反复声称此事乃“推验明白”、
“覆按皆实”的，但传世的大量宋代官方记录却没有类似的记载，人们仍然
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是出于后人维妙维肖的伪造，而使沈括、陆游、周密这
样的大学者也信以为真了。
正是因为以上二种说法都有点似是而非，因此有人提出了李顺下落不明
说。据曾经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宋朝官员刘锡的回忆：“李顺力屈
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即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枭首。”
（《至道圣德颂》）由此可知占领成都之时宋军确实没有捕获或杀害李顺，
而史书上记载的那个被杀害的“李顺”相传是一个面有胡须、“状颇类顺”
的无辜的受害者。据宋人陆游等笔记的记载，早在淳化五年五月王小波、李
顺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就有一位名叫张舜卿的官员向宋太宗奏道：“闻顺已遁
去，诸将所获非也。”被太宗以“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
为由驳回。20 多年后，即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 年），有人在岭南捕获了“蜀
盗”李顺，押送京师。后经审讯证实，此人系广州人李延志。如果李顺真的
已经被杀无疑了，为什么两宋数百年间有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地提及李顺，甚
至在李顺“死后”二三十年仍在寻找并宣称捕获了真正的李顺呢？答案似乎
应该是李顺当年并未被宋军擒获，而是在激战之中下落不明了。从历史记载
来看，指挥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宋军统帅张继恩是颇受宋太宗宠信的大
臣，因此每当有人提及李顺可能仍然活着的时候，太宗总是很不高兴，张舜
卿为此险些掉了脑袋，最后弄了个降职丢官的下场。可能从此以后，无人敢
言李顺仍然下落不明这一事实，历代相沿，将错就错。也正是因此，宋代的
官方纪录对李顺之死只能语焉不详，后人对此又猜测纷纷，于是造成了目前
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
无论是认为李顺于淳化五年死于成都或凤翔，还是认为死于景祐间，乃
至认为李顺下落不明，其立论都带有不少猜测与想象的成份，难以得到较可
靠的正史的直接证实。因此，对李顺之死采取兼容诸说，保持有疑的态度，
是较为可取的。
（丁之方）
方腊的出身是“富户”还是“雇工”？
方腊是我国民间最熟悉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所率领的起义军，攻州夺县，
席卷了现在的浙江、皖南和赣东北，影响苏南，波及闽粤，是北宋末年规模
最大的农民起义。这位使赵宋统治者为之惧怕、威震东南半边天的农民领袖
是怎样一个人呢？人们自然要探究一下他的出身和籍贯。
宋人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以及
《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等书中，均说方腊“家有漆园”，但具体情况
如何，没有更多的明确记载。只有曾敏行在其《独醒杂志》中，对方腊的家
产和政治地位，留下了一点简短的记述：“方腊家有漆林之饶。时苏杭置造
作局，岁下州县征漆千万斤，官吏科率无艺。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
腊数被困辱，困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多年来，我国史学界多据上述史料，
断定方腊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由于深受“花石纲”征调之苦，被迫起义。
对于这种方腊出身于漆园主的“富户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未曾提出过
异议，直到1974 年《文物》杂志发表了冠绰的《关于方腊的出身和历史》一
文后，方腊的出身与籍贯问题又扑朔迷离起来。
冠绰依据谱牒材料，首先否定了方腊出身于漆园主的“富户说”。在《桂
林方氏宗谱》中收录的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和刘彭寿的《宋故承信
郎彦通公墓亭记》中，分别写道：“有佣人方腊者，其初歙人，来隶公家”；
“有歙人名腊者，来佣于家。”由此提出方腊的出身是“佣人”。不久，安
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组织了调查组，在安徽
和浙江有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依靠多种传世的谱牒、碑刻和口碑材料，
支持了方腊出身于“佣人”的“雇工说”。其根据很多采之于民间传说材料，
或说他是“长工”，或说他是“桶匠”。他们凭藉《桂林方氏宗谱》和《通
鉴长编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载，认为方腊根本不是“家有漆园”的“里胥”，
而是“里胥”方有常、方庚家里的“佣人”、曾敏行张冠李戴地把东家的情
况错按到方腊头上，证明《独醒杂志》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安徽师大历史
系《关于方腊的出身和早期革命活动》载《安徽师大学报》1975 年第3 期。
考古研究所《方腊起义的遗迹和民间传说的调查》，载《考古》1976 年第5
期）
不同意“雇工说”，而坚持“富户说”的同志又认为，《桂林方氏宗谱》
中刘彭寿撰写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材料来源于元人徐直之的《忠
义彦通方公传》，因而，方腊出身于“佣人”的材料只是一条孤证。因为“无
论是宋代还是元代，都找不到任何旁证”说明方腊出身于“佣人”。徐直之
之所以要编造这条材料，其目的是要把一个犯了“叛逆”大罪的方腊从桂林
方氏族谱中开除出籍，为其宗族掩饰。同时还指出：《独醒杂志》所说方腊
“家有漆园”，“又为里胥”的记载是可信的。这是由于作者的父亲曾亲自
参加过镇压方腊起义的活动。曾敏行从其父那里获得第一手材料写成，此书
是较可靠的。不能以《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语来否定其价值。按照宋制，里
（保）正是封建统治机构中基层组织的代表，一般由上等户轮流充当。方有
常当里正时距方腊起义仅一年多，因而不能排除在这之前方腊也有当“里胥”
的可能。从史籍记载来看，北宋末南宋初的方勺、洪迈、陈均都异口同声地
肯定方腊“家有漆园”，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若用距方腊起义二百多年的徐
直之等人的口述来否定当事或当时人的记载，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吴泰《关
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1979 年第7 期。吴泰《方腊出身
问题考辨》载《文史哲》1980 年第6 期。李祖德《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
方腊起义》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1 期）。
于是有人对方腊的出身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意见，说方腊“出身贫苦，有
小片漆园，民间传说，他是桶匠”（浙江淳安县县革委会报道组《关于方腊
起义》，载《文史哲》1974 年第4 期）。
关于方腊的籍贯问题，主张方腊出身“雇工”的人依据《桂林方氏宗谱》，
《柘源方氏宗谱》等记录与传说，认定方腊原籍是安徽歙县永丰乡马岭村人，
后移居浙江淳安县为“佣人”，所以从谱系来说，方腊是柘源方支派，不属
于桂林方支派，而持方腊出身于“富户说”的人凭籍《宋史·童贯传附方腊
传》中“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等记载，认为他是今浙江省
淳安县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