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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锡党，而称他们为“东林党”呢？
从最简单的解释来看，这是由于他们聚众讲学的书院之名“东林”而形
成的，东林书院，旧址在“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今无锡市苏家弄3 号），
相传称为“东林精舍”。宋杨时寓居无锡的讲学处，后曾一度废为僧庵。明
万历年间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赞助下，罢官归里的顾宪
成、顾允成等人在废址上重建书院，仍以“东林”名之，从此东林“讽议朝
政、裁量人物”。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东
林”之名大著，传闻中外。
那么，原先建造书院的南宋学者杨时，为何用“东林”二字来命名其讲
舍呢？有学者考查过宋代以前的所有无锡城乡的地名，均无“东林”之名。
那么“东林”之名从何而来？还必须以题名者杨时本身的经历和思想言行方
面去寻求答案。杨时早年中进士，因敬羡程颢、程颐的学问人品，“调官不
赴”，专程以师礼见“两程”、“程门立雪”之后，“杜门不仕者十年，久
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当金兵大举南侵
之际，他极力主张反对投降、主张加强边防，并提出收复失地要以“收复人
心为先”的建议。然而执掌朝政的蔡京、童贯之流却置之不理，救国无门，
所以他屡次“乞归林泉”。这期间，他曾游庐山东林寺，追怀东晋文学家陶
渊明，名僧慧远，道士陆修静等人谈儒论经的雅事。并留有《东林道上闲步》
诗三首。清代初年，有人就根据这些猜测“先生或爱庐山东林之胜而移名吾
邑讲学处，亦未可知”。这种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上，常有一些文人
学士，因留恋或向往某处名胜古迹而将其美名移至他处，北宋苏舜钦被谗遭
贬后，居苏州，买水石筑亭造园，因慕湖南沧南之水可濯缨灌足，故名之日：
“沧浪亭”。苏东坡客宜兴丁山，颇爱此处山水，欲买田种桔，在此定居，
但又怀念家乡四川，故名这里的山为“蜀山”。
有学者认为，杨时所以要“移名”与苏舜钦、苏东坡有所不同，并非单
纯出于“爱庐山东林之胜”，更主要是执意继承和发扬白莲社之风。位于庐
山西北麓的东林寺，是我国佛教净土宗（莲宗）发源地。东晋太元六年，名
僧慧远在此建寺讲学，并创设白莲杜，倡导“弥陀净土法门”，后世推尊他
为净土宗始祖，国内外许多名僧来此求经拜佛。唐时极盛，扬州高僧鉴真东
渡日本前也来该寺，后与该寺和尚智恩同渡日本传经讲学，慧远和东林净土
宗的教义也随之传入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以庐山东林寺慧远为始租。慧
远创立的“净土宗”的主要教义认为世俗众生居住的世界为所谓“秽土”、
“秽国”，而佛居住的地方为“净刹”、“净界”、“净国”。因而他邀僧
俗18 人成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杨时先生起名自己的书舍为“东
林”，也就有它特殊的含义。
杨时先生的这种志向和意图，后来也被东林党人所继承，他们不但修复
了东林书院，还建造杨时祠堂——“道南词”（取意于程颐目送杨时南归时
所说“吾道南矣”之语），聚朝野之臣、林下之士讲学于其间，仿庐山东林
寺，庄严肃穆，溪云庭月、景色幽美，追慕古贤、聊舒胸臆、远思悠悠；抨
击时弊，慷慨陈词，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的势力——阉党邪党抗衡，
力讦他们的秽状劣迹。“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丹心矢谒
于少壮，素节不改于暮龄”。天启五年，魏忠贤矫诏杀死了顾命大臣杨涟、
左光斗以及魏大中等东林党人，又毁了复兴20 余年的东林书院。为复建东林
书院而竭尽全力的高攀龙来到那儿，他明知自己即将遭害，仍然书写下了成
为千古绝唱的《过东林废院》诗，其中一首云：“蕞尔东林万古心，道南祠
畔白云深。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这也清楚他说明了“东林”
两字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承名后，又有了新的更进一层的含义，他们以林
比书院，以木喻党人，坚信东林党人伐不尽，正义之气世间永存。
（蒋建平）
八旗创建于哪一年？
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
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
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
清入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
冲要大城。清一代八旗既如此重要，按理说它创建于何时在清官书中本不应
有歧异，但其实不然。
一说创建于1615 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清太宗皇太极时首次纂修的太
祖实录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该书乙卯年（1615 年）条下记载：“原旗
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固山即八旗，
固山是满族人的称呼，汉人一开始也跟着叫固山，若问某人所属，便回答是
正黄旗或别的什么旗固山的，久而久之，索性以旗色这一特征来指代不同的
固山，八固山也就成八旗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开国第二个皇帝太
宗核准的，撰写的史官不少是创建八旗时的见证人，以后康熙朝、乾隆朝重
修的《清太祖实录》都沿用乙卯年建八旗之说，可见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在
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然而嘉庆初成书的《八旗通志》却说八旗创建于1614 年（万历四十二
年），它的根据是什么呢？经查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大清会典则例》，该书
说：“甲寅年（1614 年）。。增设四旗，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
正蓝，增设之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合为八旗”。这个说法载
在专门讲八旗历史的《八旗通志》里，又是得到乾隆皇帝钦准的，因此在清
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上述“乙卯说”和“甲寅说”虽仅一年之差，但毕竟不好通融。究竟孰
是孰非，何去何从，这可难坏了史官，不过，他们自有取巧的办法。同一部
《八旗通志》中，《兵制志》说八旗创建于甲寅年，而《旗分志》和《职官
志》却说是乙卯年，反正一个以乾隆皇帝为据，一个以乾隆皇帝的四世祖太
宗皇帝为据，虽说互相抵触，也能相安无事。当然，也有的史官态度比较严
肃，在甲寅年建八旗的说法之下，用“臣谨案”的方式记述了“乙卯说”备
考。总之，从清朝中期开始，官书对八旗创建于何时的记载便有了歧议。
近世以来，通行“乙卯说”，认为八旗创建于1615 年，理由是《清太祖
武皇帝实录》记载在前，所以采用此说。但“甲寅说”仅仅因为记载在后就
应该被摒弃吗？近来有人指出，“甲寅说”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它的根据
错了。从常理推断，乾隆时出现的“甲寅说”必有所据，而其所据不外前此
成书的不同版本的《清太祖实录》、康熙和雍正两朝纂修的《大清会典》以
及乾隆初修竣的《八旗通志（初集）》，经查《实录》和《会典》都没有“甲
寅说”，而《八旗通志（初集）。职官志》甲寅年十一月癸酉朔条下记载：
“上以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
一固山额真。”在上述内容之后，纂修的史官特注明：“右俱太祖实录。”
由此看来，认为八旗建于甲寅年的史官还是以《清太祖实录》为据的，但遍
查不同时期成书的《清太祖实录》甲寅年条下根本没有编旗设官一事，再查
甲寅年十一月朔日并非“癸酉”，而是“已酉”，而乙卯年十一月朔日恰是
“癸酉”。这说明纂修《八旗通志（初集）》的史官确实以《清太祖实录》
为根据，只不过是乙卯年误为甲寅年，铸成了一个离奇的大错。在一般情况
下，以史官治学的严谨，是不会闹这类笑话的，由此而推想会不会因为抄官、
刊刻或装订中缺页等技术方面原因所致呢？经核查满文体《八旗通志（初
集）》，发现该处满文的错误与汉文毫无二致。这样就可以判定《八旗通志
（初集）》的错误乃是史官们疏忽造成的，这一错误到乾隆中期修纂《大清
会典则例》终于演化为甲寅年创建八旗之说，连晚清大学问家魏源也宗奉“甲
寅说”，其影响所及，不可谓不深远。上述经考证得出的结论虽推翻了“甲
寅说”，但发表未及，还有待治清史者进一步检验。
除“乙卯说”和“甲寅说”的分歧外，史家对八旗创建之前是否先有黄、
白、蓝、红四旗，即旗制究竟始于何时，意见也不一致。传统的看法以《八
旗通志》为据，认为1601 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始建四旗，其后归附
日众，至1615 年乃析四旗为八旗。另一种看法则认为，1601 年建四旗不过
是乾隆朝史官的臆造。“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开始于1615 年。上述两种观
点的分歧涉及颇广，叙述起来难免繁复乏味，这里姑且从略。总之，八旗制
度是清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关于八旗创立的时间，中外学者虽然进
行了长时间深入探讨，但尚有不少疑难之点有待继续研究。
（郭成康）
乾隆年间的“越班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四月二十日，先是翰林院，接着是吏部，分别
向乾隆皇帝弘历上奏，报告在五天前的“常朝”时发生了越班事件。乾隆闻
报后十分恼火，即指派专人为承办大臣负责查实，准备对违制越班的人予以
惩处。一时间，紫禁城内沸沸扬扬，接受召见的官员更是人心惶惶，唯恐祸
从天降。
越班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