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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长期以来，农史界均认为中国甘薯原产美洲，传人福建，以此为最明
确最具体的记载。
古籍中的“甘薯”是“薯蓣之类”，还是今日之旋花科的甘薯，农史界
乃至学术界意见不一，聚讼未决。据说，植物地理学家德堪多，为此还同一
个在帝俄驻华使馆工作的医师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近代的一位泉州人吴增，
在他近200 首以七绝形式写成的《番薯杂咏》中，也曾对番薯的原产地进行
过考证。他认为。番薯原产我国，是由我国的薯蓣传到海外变种，再传回国
内的，“头衔仍署大中华”。吴增的这种大胆怀疑精神和反对盲目崇洋的爱
国思想难能可贵，但其考证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未可为据。
50 年代未至60 年代初，农史界曾对甘薯的起源问题有过一场论争。1958
年第1 期《植物学报》发表吴德邻的《诠释我国最早的植物志一一＜南方草
木状＞》。吴氏认为，旧大陆不可能有甘薯，《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藷显然
是薯蓣属，并将本种定为薯蓣科植物，这是把古籍中甘藷定为薯蓣的代表性
文献，并为不少论著引以为据。石声汉也把《齐民要术》所载之甘薯解释为
薯蓣，他在《齐民要术今释》（农业出版社1958 年版）中指出：“旋花科的
甘薯（Pomoea）原产美洲。。在南北朝时，中国不会有人知道有番薯。”胡
锡文在博引古籍的基础上，对此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异物志》、《南
方草木状》所记载的“甘薯”，实为“山药”；《闽书》、《甘薯传习录》
所记载的是番薯；二者的来源和植物性状也大有差异，乃系相隔最少在1300
年以上的不同物种。后人把甘薯混同番薯是“张冠李戴”的错误，（《甘薯
来源和我们劳动祖先的栽培技术入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2 册，农业出
版社1958 年版）
但王家琦的《略谈甘薯和＜甘薯录＞》（《文物》1961 年第3 期）对古
籍所载甘薯提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左的意见，他引用了海南岛和云南等地在三
国、西晋时就有的甘薯史料，论断它和山药及芋都不是同类，古时“甘薯”
即今日的甘薯。王氏的观点一经提出，夏鼐、吴德锋在1961 年第8 期《文物》
上撰文表示异议。夏鼐认为，《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薯只能解释薯蓣中的“甜
薯”，而不能理解为番薯中的一个品种，因为“整个旧大陆在发现美洲以前
还没有番薯这一种植物，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古代没有番薯”。（《略谈番薯
和薯蓣》）吴德锋则论断，“稽含所说的甘薯是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
如亦芋。他所说的甘薯很可能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甘薯而是薯蓣”。（《关
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其后，经现代农学家丁颖等人考订，我国古籍
中的甘薯应为薯蓣科的甜薯（DioscoreaEsculenta），《辞海》（修订本）
在“甘薯”、“番薯”条中也以此为据。
随着生物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渗透，及至80 年代，甘薯的起源问题重又
引起学术界注意。1980 年，戚经文的《甘薯名实考》（《农史研究》第1 期）
对历代古籍所载之甘薯又重作详细考订，他认为《异物志》等书所载皆属薯
蓣科的甘薯，非传自外国旋花科的番薯的别名。杨宝霖的《我国引进番薯的
最早之人和最早之地川（《农业考古》1982 年第二期）发表了与此相同的看
法，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清代人口时发现，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是
甘薯普及、传播的社会条件，井推动完成甘薯广布的技术准备。周源和撰写
的《甘薯的历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
1983 年第3 期），对50 年代以来展开的甘薯起源问题讨论作了一番考察。
他在详细考证了占籍史料后论定，《南方草木状》所载的甘薯即今日的甘薯
（番薯）而不是薯蓣（山药），指出，历代《本草》、农书和志乘不论在番
薯传人之前、之后都有甘薯记载，吴德邻否定甘薯在我国古已有之的说法是
站不住脚的，井从甘薯野生到驯化过程的自然条件、社会历史因素和在北方
落户的技术准备等方面观察，得出了甘薯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的关系这
一命题，否定了农史界的固有观点。
就番薯传人观点而言，对番薯传入我国的时间，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
认为是16 世纪或明万历年间，然在具体年限上，也有人认为在明万历二十一
年（1593 年）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吕宋岛运回薯藤之前，甘薯已传入我国，陈
文华《从番薯引进中得到的启示》（《光明日报》1979 年2 月27 日）指出：
“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以前，红薯已传入东莞、电白、泉州、漳州等地。”陈
树平在《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3
期）中则进而指出，万历八年（1580 年）广东东莞人陈益从安南已引进番薯，
他又根据《云南通志》推断，云南引进番薯，比福建早一二十年，比广东也
早七八年，并认为云南番薯由缅甸传入。陈氏的观点颇有影响，以致不少论
著皆从此说，如1983 年出版的《古代经济专题史话》（中华书局版），即是
其例。但对陈氏的观点也有持异议者，如杨宝霖在《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
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对其结论作了勘正，他指出，陈氏所据的
《凤冈陈氏族谱》实为《东莞县志》删节所误，据同治八年（1869 年）刻本
《凤冈陈氏族谱》可知，陈益从安南引进番薯是在万历十年（1582 年），并
否定了陈树平所云，万历四年《云南通志》所载临安等四府种植的红薯为番
薯说，强调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我国引进番薯，当推陈益为第一人。
此外，蒋星煜根据苏东坡的《酬刘柴桑》中的“红薯与紫芋”诗句，认
为其所指者，即是番薯，也就是山芋。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原产地在美洲的
番薯之传人中国，不是在16 世纪，而是在11 世纪以前，也就是在哥伦布到
达美洲之前的几百年（《苏东坡吃山芋》，《散文》1980 年第2 期）。此论
一出，引起众多学者关注，贾祖璋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说明番薯传人中国是
在十六世纪末，指出蒋文将“红薯与紫芋”，曲解为番薯，望文生义，指鹿
为马。他认为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的山芋”，而是“山药的山芋”。（《苏
东坡吃的“山芋”》，《农业考古》1982 年第2 期）也有人认为苏东坡吃的
是芋头，因而也就否定了番薯在苏东坡以前传入我国的观点。
目前，甘薯己成为我国仅次于稻米、麦子、玉米而居于第四位的粮食作
物，其产量占全世界甘薯的83％。不少中外学者均指出，甘薯对于中国历史
上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因此，考证甘薯在我国出现的
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迄今学术界对此仍在探索研究的
原因所在。
（王国忠）
联结中日的“稻米之路”在哪里？
日本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的稻作农业系由中国传入，这也是中国史学
界公认的事实。但在探索什么时候传入到日本的“稻米之路”时，却存在着
很大的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华北传入说、华中传入说和华南传入说等路
线。
先谈华南路线：这一“传播路线又称“南路”，主要是指从中国的华南
地区，经由台湾传至琉球群岛，然后进入日本南九州，再扩展到内地。系日
本柳田国勇教授在其《海上之路》中率先提出，后来的金关丈夫，国分直一、
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先生也提出南岛式褥耕文化由此北上传入日本的假
说（《农业考古》）1989 年第之期）。但此说直到1989 年我国农业考古专
家陈文华教授进一步肯定强调后，才引起人们的关注。陈氏认为“只要翻开
地图一看，琉球群岛的大小岛屿一列摆开，成了台湾和日本九州岛之间的天
然跳板。。。福建和台湾都已发现3000 多年前到4000 年前左右的稻谷遗存，
既然早在3000—4000 年前稻谷已经越海传到台湾，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在3000
年前从这条路线传入日本”。陈教授继从语言学、民俗学、宗教信仰及照叶
树叶文化等角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说明这一条传播路线对日本古文化的影
响（《农业考古》1989 年第2 期）。
再谈华中路线：又称“中路”，主要是指由长江下游直接渡海东传日本
的九州（同时也传入南朝鲜）；也有“的说从长江口先到南朝鲜，再到九州。
这条稻米之路由于以浙江河姆渡为主的长江下游众多史前稻谷遗存和日本佐
贺吉野个里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而引起了中日学者的高度重视。此说为我
国安志敏先生最先提出，安氏1983 年出席在日本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主
张“以河姆渡及其后续者为代表的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的若干因素，也可
能影响到史前日本。如绳文时代的玉块、漆器，以及稻作的萌芽，弥生时代
及其以后的干栏式建筑，都可从长江下游找到渊源关系。河姆渡遗址发现木
桨和陶船模型，同时沿海的舟山群岛也有同类遗址分布，至少证实当时具有
一定的航海能力”（《考古》1984 年第5 期）。安说引起了日本考古学界对
稻作农耕等可能是直接由海路输入日本的浓厚兴趣，许多报纸纷纷以日中交
流可提早到公元前5000 年为题进行报导。后来，周南泉先生也从中日发现的
玉玦块比研究，认为从河姆渡到良渚文化之间，有一支“江南人”曾从海路
迁到了日本（《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5 期）。游修龄教授支持了安志敏的
观点，并引用日本学者收集的亚洲不同地区的766 个水稻品种，分析其酯酶
同功酶的酶谱变异范围和“地理渐变”的特点，认为日本的水稻品种可能由
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