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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2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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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我国经济史界和科技史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
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是1889 年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大别山下创建的
汉阳铁厂。该厂建有百吨炼铁炉2 座,8 吨贝色麻炼钢炉2 座,小马丁炉1 
座,附设机器厂、铸铁厂等,汉阳铁厂于1894 年6 月1 日正式开工冶炼。(黄
逸平《旧中国的钢铁工业》,载《学术月刊》1981 年第4 期)另一种意见认
为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1890 年增设的炼钢厂是我国最早的新式钢铁
厂。该厂所拥有的一座15 吨酸性平炉是我国第一座炼钢平炉,其生产能力为
每天出钢3 吨,可以造枪管100 支。(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简史》) 
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两家钢铁厂分别处于长江中游和东海之滨。持这两
种意见的同志认为,钢铁厂的产生,往往是某一地区工业发展进程的标志, 
近代以后长江中游和上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钢铁厂在这里首先出现,是符
合经济发展趋势的。和上述两种意见相反,有人认为,“我国第一家机器钢
铁厂未出现在工商业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而产生在偏远的贵州农村。”即
贵州巡抚潘霨在光绪十一年(1885 年)奏请开设的青溪铁厂。该厂形式是官
督商办,机器由英国进口,原定规模是“每日夜应出铁二十五吨,炼钢现有
别色麻炉两座,每两刻能炼钢一吨,炼熟铁炉设有八座,轧条机现备十三付, 
轧板机一付,能轧四尺,宽长则随便”。(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1 辑下册)5 年后铁厂建成,但除炼铁高炉只开工两个多月外,其余皆未

正式投产,并在光绪十九年(1893 年)就停办了。
持此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应该从工厂的创设时间(指奏请开办企业的时
间和投产时间)早晚来判断。从创设时间来看,青溪铁厂是光绪十一年,汉
阳铁厂是光绪十五年,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厂是光绪十六年。从企业投
产时间来看,青溪铁厂开炉时间是,光绪十六年六月初一。汉阳铁厂炼铁高
炉开炉时间是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厂的开炉时
间则在光绪十九年五月之后。青溪铁厂在这两方面都是居先的,(尹承国《我
国第一家机器钢铁厂辨》,载《江西财经学院学术年会论文选》[1983—1984 
年])
在我国学术界,对开工仅仅两个月的青溪铁厂一直未加注意,大多数近
代经济史论著中很少提到。“短命”的青溪铁厂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究竟应
当处于什么地位,对于深究近代机器钢铁厂究竟是哪一家最早,看来是个关
键问题。
(黄显功) 
“猴娃”涂运宝骨骼呈原始特征应如何解释? 
在最近几十年间的国际人类学研究中,不断有返祖现象的报告,著名的
如在印度原始森林中发现的“狼孩”,在中国辽宁等省发现的“毛孩”等等。
不过,以奇特和神秘而论,则要数于1962 年去世的中国的“猴娃”了。
“猴娃”名叫涂运宝,男,生于1939 年3 月,死于1962 年8 月。因为
他生下来长有细毛,面部酷似猴类,习性与猴相似,喜欢吃生食,不穿衣服, 
仅能发出一些单音节的词,当地群众便称他为“猴娃”。1982 年7 月,在首
届中国“野人”考察研究学术会议上,有关专家对“猴娃”产生了特殊的兴
趣。专家们特别对“猴娃”的遗骨进行了骨骼人类学研究,采用国际标准的
测量仪器进行测量,发现“猴娃”的颅骨和盆骨具有各种原始特征:如额部
和枕部低平,比北京猿人还古老,面部凸度接近古猿;脑容量为655 毫升, 
与大猩猩接近;其余许多数据与类人猿和各种不同时期的猿人接近。而在现
代人类中发现这样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难怪一位多年从事人
类体质研究的专家,看了“猴娃”的颅骨后,也认为它和古猿头骨真伪难辨, 
的确令人称奇。
问题的难度在于:我们究竟如何来解释“猴娃”骨骼的这些原始特征呢? 
其原因何在?有不少学者认为,这只能从人类的返祖现象来解释。从遗传学
的理论和现代分子遗传学来分析,在受精卵演化为胎儿时,只要父方和母方
的遗传基因凑巧在某些方面恢复到远祖的基因组合,就会出现人类的返祖现
象。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但它客观上是存在的。而“猴娃”即是实例
之一。不过,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这种人类的祖先性状只单一地
出现在某一个系统上,如已经发现的毛人、有尾人等。但“猴娃”却有毛和
猿人骨骼等多种原始特征,这用返祖现象来解释,显然是行不通的,缺乏有
说服力的证据。
有的专家大胆地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猴娃”涂运宝的原始特征可能
和“野人”有关,关于“野人”,这是目前国际人类学研究的一大热门课题, 
世界各国不断传来发现“野人”的消息,如美国的“蜥蝎人”、苏联的“雪
人”、中国的“野人”等等。前年,苏联官方还曾宣布:已在阿富汗丛林中

活捉到“雪人”的标本,目前正在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当然,“世界上到
底有没有‘野人’?”“‘野人’到底是何种动物?”等问题,至今没有得
到科学的统一。据了解,“‘猴娃”涂运宝的家乡曾传闻发现过“野人”的
踪迹;一些地方志和历史文献中也曾记载过人与“野人”交配产生过后代, 
例如晋代的《搜神记》、宋代的《江南木客》、清代的《新齐谐》等都有人
和“野人”交配产生后代的传说。因此,“猴娃”有可能就是现代人和“野
人”交配后所产生的后代。应该说,在“野人”问题本身还长期悬而未决的
情况下,作上述推测还缺少科学上的印证,还须对“猴娃”作进一步的探索、
研究。
(俞爽勋) 
农桑篇
何时出现牛耕? 
我国什么时候开始用牛耕地?有的说西汉中叶,有的说春秋战国,还有
的说早在商朝就开始了。这些说法究竟孰是孰非? 
在人类历史上,牛被驯养为家畜是很早的事,最初是为了食用,后来为
了敬祖媚神,也作祭祀的牺牲,再后用来驾车。用于耕地在世界耕作史上是
较晚的事,而中国牛耕较之外国则更晚些。
主张牛耕始于西汉中叶的人主要根据我国古代著名农学家贾思勰《齐民
要术》中的“赵过始为牛耕”说。《汉书·食货志》载:西汉武帝时,搜粟
都尉赵过在陕、甘一带推广牛耕和“以人挽犁”,提倡“代田法”,进而各·郡
“遣令长、三老、力田及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这确实是我
国史籍明载的第一次大规模推广牛耕技术,东汉的王景、任延继续在庐江郡、
九真郡推广,因而《后汉书·五行志》开始有“牛疫”的记载。这表明西汉
中叶以后的一段时间,由北到南,已广泛地推广牛耕。江苏徐州、山东滕县、
陕西绥德出土的汉代牛耕画像石,更是生动而真实的记录。因此,林端诏在
《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第97 号上著文主张:“西汉牛耕己与农民结成不
解之缘并普遍使用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王思治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此提出了疑问。他在《再论汉代是奴隶
社会》一文中,承认牛耕在西汉已进一步推广,然而并没有在各个地区普遍
使用。
戎笙在一篇与王文商榷的文章中却不以为然。他解释道:所谓普遍使用
应该作这样的区别,第一是说在各个地区普遍使用牛耕。第二是说每家每户
普遍使用牛耕。汉代普遍使用牛耕显然是指各地区而不是指每家每户普遍使
用牛耕,因为,即使在牛耕很普遍的明代,也仍有“无犁者以刀耕”的现象。
上述几种意见虽异,但共同点都是不相信贾思勰的“赵过始为牛耕说”。
那么,牛耕究竟始于何时呢? 
学术界流行看法是:战国时代牛耕已很普遍。《国语·晋语》:“夫范
氏中行已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令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欧亩之
勤。”用祭祀的牺牲去耕地,有人断为牛耕,时在春秋未年。《战国策·赵
策》和《史记·赵世家》也说:“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 
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时在长平之战前夕,当公元前262 年左右。“以牛

田”显然是说战国末秦国已有牛耕。而且《礼记·月令》说:“(季冬三月), 
命有司大难旁碟,出土牛以送寒气。”高诱注:“出土牛,今乡出劝耕之牛
于外也。”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土牛”是牛耕在战国时代普遍现象在风俗上
的反映。
对这种流行意见,达人在《有关战国时代牛耕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不同
看法。他认为,以秦国农业生产为依据的《吕氏春秋》并没有记载牛耕,战
国时代的牛,主要是用来食用和驾车而不是耕地。反映当时状况的《周礼》
“牛人”记载:“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供其享牛、求
牛,以授职人而刍之。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享其宾射,共其膳
羞之牛。军事共其犒牛,丧事共其奠牛。几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 
与其来耗傍,以载公任器。”唯不提耕牛。言下之意,达人反对战国时牛耕
很普遍的流行说法。但在承认牛耕在秦国只是刚刚产生不久的新技术的前提
下,主张“大概在西汉中叶以后,牛耕已经普遍”,“战国时代主要耕具仍
是耒耜”。然而,金景芳在其近著《中国奴隶社会史》中指出:“孔子弟子
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的力士名牛子耕等等。这种在名字上把’ 
牛’与‘耕’连在一起,有力地证明当时已存在牛耕。” 
其实,也有人考证,我国早在商代就有牛耕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说:商代已发明牛耕,卜辞中常见或字。像犁头,一些小点像犁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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