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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激烈反对，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主要为此而作，他批评班固“皆附
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批
评班固“强作解事”，“尤属穿凿附会”。然而，批评归批评，赞成者也不
乏其人，最早宣布同意班固观点的是《隋书·经籍志》。
到了唐代，从经学史的角度观察，出现了对儒家经典全面怀疑的“经学
变革”时代，但在文学史上，则出现了号召向儒家经典学习的“古文运动”。
这两个运动表面上好像很矛盾，其实不然，因为主张向儒家经典学习，实质
上是将“诸经”降格到“诸子”地位，视经典“其要在于高广壮厚，词正而
理顺”（柳宗元语），仅为散文的范本而已。所以，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
柳宗元都从散文发展的角度主张诸子散文是渊源于六经的。显然这是对庄
周、刘勰观点的发挥。
清代以来，研究诸子起源的学者颇多，然而分歧仍然很大。章学诚毕生
致力于学术原委的探讨，得出“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后世文学，
必溯源于六艺”的结论，在根本点上仍属于庄周一派。汪中、龚自珍、章炳
麟、刘师培则拥护班固，主张诸子“大抵出于王官”（章炳麟《诸子略说》）。
对此，胡适等人极力反对，祖述刘安，强调政治生活对学术的深刻影响。显
然，胡适派的弱点在于只明诸子思想之所以生，而不明诸子思想之所由生。
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诚足以影响学术，然不过动机之一而已。”
其他的“动机”有哪些？决不是这班学者所能理解的。随着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历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侯外庐等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
了社会经济的变革是诸子兴起的“主要的物质基础”（《中国思想通史》第
1 卷），一反前人旧说，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说”，使诸子起源的研
究迈出关键的一步，注意了以往学者所不能理解的经济对意识形态的最终支
配作用。
但是，正如恩格斯提示的那样，“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
诸子学术的发生除经济、政治的影响之外，必定是基于先前的思想资料。
这些资料是什么？当代学者对此进行了重新考察。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说：“殷商遗墨，两周典质，质直为文，此诸子散文之所由兴。”无疑是说
诸子思想是对先前一切文化遗产的继承。
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失之过泛。救弊者矫在过正，又分别提出诸子出于道
家、礼教、黄帝、《尚书》诸说。当然也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那么，诸子起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看来尚需学者们共同努力，“上
下而求索”。
（勇木）
最早的“类书”是哪一部？
类书，严密地说，就是广泛摘抄群籍，分门别类地编辑而成的工具书。
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等，直到
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这些书不仅可供旧时学人
查阅各种资料，能起今天“百科全书”的作用，而且所摘录的古书多半已经
亡佚，所以在现代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可是，类书的起源在什么时候，是哪一部书，却还是文献学家争论未定
的问题。一般认为，类书起源于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所敕编的《皇览》。《三
国志·魏志·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皇览，就是“皇
王省览”的意思。后来唐太宗因为书籍太多，难于遍读，遂命萧德言等撰集
《群书治安》，也是这种办法，只是体例有所不同。所以宋代王应麟《玉海》
卷五十四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可惜这部书早已亡佚，到了唐
代，只存何承天、徐爱两家的抄本；宋代则连这两种抄本也都散失。后来虽
有辑本，更是少得可怜。
正因为这部书早已亡佚，后人未能见到，所以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衢本）卷十四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征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
武帝与沈约征票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将类书的起源推迟到六朝，
这是第二种说法。
但在后来，又有将它推前到战国末期的，并且认为《吕氏春秋》才是类
书所托始，其说起于清代汪中的《述学·补遗》。接着，辑佚名家马国翰又
推广此意，以为“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从《吕氏春秋》直到《淮
南子》和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记》、《新序》、《说苑》都是类书。（见《玉
函山房文集》卷三）这是第三种说法。
这两种说法尤其是第三种说法自然要引起争议，并且得出另一种结论，
最有代表性的是当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张舜徽。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五
中既以“国翰学殖浮浅，文尤庸劣”，更以“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
例而致谬戾耳”。最后的结论是：“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标目，
盖必推《尔雅》为最先。”又在《中国文献学》中说：“谈到中国的类书，
应该从《尔雅》算起。至于由最高统治者组织人力，编纂类书，以供自己阅
览，那才是从魏文帝时的《皇览》开始的。”这是第四种说法。
不过，对张舜徽的这个意见也有不同看法的。例如胡道静的《中国古代
的类书》虽承认“此说有其‘类书起源论’的一部分道理”，但“不能视《尔
雅》、《吕览》即为类书”。只有刘叶秋的《类书简说》即上溯《尔雅》，
并谓“它的分门别类的体例，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而吴枫的《中国古典
文献学》则只主张应从《皇览》开始，不杂他说。因此，类书到底应断自何
时何书，像古代辞书一类的《尔雅》和古代子书一类的《吕氏春秋》，是否
也能够视为“类书”，或者说“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还是一个值得进一
步探索的课题。
（钱剑夫）
古代第一部兵书是何书？
“兵”字在我国古代有兵器、军事、战斗等含义，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古
代军事著作统称为兵书。
中国古代有许多人对军事研究作出了不朽贡献，因而兵书的种类繁多，
内容也十分丰富，大致包括：用兵谋略、兵制、阵法阵图、水攻、水战、车
战、兵器、器械、用间（侦察和瓦解敌军）、委积（储备），以及马攻、军
医、占卜等。
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军事家，大都自幼就熟读兵书。其中曹操还编写了
《兵书接要》、《兵书要论》、《兵书略要》等研究古代兵书心得体会的论
著。唐朝名将李靖，从青年时期就重视研究兵法。公元625 年，李靖率轻骑
3000，西行数千里，斩首万余，俘兵10 万，生擒敌酋颉利可汗，一举讨平突
厥。他曾经将一生研究兵书，以及将兵书理论用于戎马生涯的经验编著成《唐
太宗李卫公问对》。我国近代军事家蔡锷于1911 年春赴云南任职，奉命为部
队编写训练教材，他辑录了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兵的言论，名为《曾胡治
兵语录》印发部队，并用于操练，这使滇军战斗力大大提高，在反袁护国战
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我国古代兵书不但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上也颇
负盛名。几部重要的兵书很早以前就传到了国外，先后被译成日、法、德、
英、俄等文字出版。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很多人多习我国明代赵本学的《孙
子注》。拿破仑在戎马倥偬的战阵中手不释卷地披阅《孙子兵法》。德皇威
廉二世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看到《孙子兵法》曾感叹说，如果在
20 年前读到这本书，就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
的确，我国春秋末期齐人孙武所著的《孙子》，可以说是我国兵书的代
表作，《孙子》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赢得了举世推崇，在我国封建社会，确
立了“兵经”的地位。孙武曾经以自己的兵书指导军事训练。孙武担当过吴
王的军师。吴王首先考察他训练军队的实际才能，特意调集宫中180 名柔弱
娇艳的美女，让孙武现场操练。孙武指挥笃定、调度有方，而且立斩了两名
深受吴王宠爱的不听号令的宫女，这群嬉嬉嚷嚷的美女，很快被训练成部伍
整齐、进退有序的队伍，孙武助吴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成为显赫一
时的霸主。
一般认为《孙子》是我国最早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兵书，被奉为“百
世兵家之师”。其实，在孙子以前，我国就有大量兵书出现。明代人叶子奇
著《草木子》一书中说“黄帝为兵法始祖”，但是这一说至今尚无佐证。以
实物和文献记载为据，殷商时代，每当遇有征伐、祭祀、巡狩等大事，巫、
史都要替天子向上天和鬼神卜问凶吉，并把卜辞和占卜结果刻写在甲骨上。
商周时代，出现了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金文”，其中也有许多关于军事
与战争的内容。古书《尚书》中有许多篇章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由于战争的频繁，周朝已形成礼、乐、射、御的教育，为提高作战指挥
艺术的兵书便应运而生，当时的《军志》、《军政》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
兵书之一。
相传周代姜尚所撰的兵书《太公六韬》，就是姜子牙总结商、周之际改
朝换代几场大战役后的军事经验而编纂的。共十卷，现尚存六卷。即文韬、
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相传周公旦所作《周礼》也有不少篇幅记
述战争与军事的内容。
本世纪30 年代，一位名叫陆达节的学者，广泛搜集、辑录编著了《历代
兵书目录》一书，共收录兵书1304 部6831 卷。书中所开列的1000 多部兵书，
绝大部分已经失传。
勿庸讳言，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争频仍，也由于学术界百家争
鸣，因而也是兵书成熟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