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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段，经过文字的发明和应用，铁器的使用，伴随着国家和城市的出现，
进入了文明时代。我国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也曾指出，文明的标志
“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
（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的中心。它们一般都
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为结绳纪事）。并
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中国文明的
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 年）。这是学术界基本可以接受的关于“文明”
的界定。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由于上古史文献记载的贫乏（尤其是
中原地区以外更甚），加上商代以前的社会状况往往被蒙上一层神话传说色
彩，以致学术界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在哪里，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是独
立诞生还是相互影响而出现的，至今仍有不同的见解。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是在黄河流域中段的中原地区，也
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元而非多元。尤其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
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更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始于二里头
文化阶段，也即我国第一个出现的阶级社会——夏。然因近几年来发现的大
量新石器时代文化新资料，如辽宁凌源牛河梁的红山文化祭坛和“女神庙”
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以及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大墓、祭
坛等众多新发现，大大地冲击着一元论，出现了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崭新
观点。俺柱臣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
一一一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通过
对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全面剖析论证，提出了“七个新石器文化系统”的新
观点，主张“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若干文化系统中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
发展的规律，也是若干部族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其中
夏人建立的夏王朝，在我国三代历史。匕是最早出现的国家，也是最先进入
文明的社会”。严文明先生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一文，认
为我国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既有统一性，又具多样性，严文
曾把中国划分为形同梅花状的“五个文化区”，继而指出/中国早期文明不是
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
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
整个K 江中下游。而在文化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
突出的作用，”伶氏和严氏均主张中国文明起源并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
李绍连先生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文中，则把中国新石
器时代划分为黄河、长江、珠江和北方四大区域及九个原始文化区，认定：
“中国文明虽是土生土长的，但说它起源于一时一地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它应该是在中国各地文化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上面提及的四大区域的原始
文化区都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这种看法可称为‘中国文明起源境内多元
论’。”（参见《中国文物报》1988 年12 月2 日）。
苏秉畸先生多次在学术报告或记者采访中，谈及“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
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家等，说
明了我国早在5000 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
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文物》1986 年第8 期）。后来又明确指出：“中国
之大，并不只有中原和北方两个古文明中心。中国文明起源很难说什么地方
有，什么地方没有，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光明日报》1986 年9 月23 日）苏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多无论，
在学术界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安志敏先生仍主张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唯一的发祥地（《考古》198/
年第5 期）。邹衡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诞生》文中，通过对文字、金属器和
城市等文明“三要素”的考察，主张“中国文明的源头，就是二里头文化即
夏文明，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国古代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一一文明时代。
（《文物》1987 年第2 期）。1990 年11 月安志敏先生在河南师范大学讲演
时，又再次坚持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井针对苏秉畸先生所持的中国文明起
源恰似“满天星斗”说进行强烈的驳议，认为这一说法如果能够成立的话，
“一部中国古代史就需要从头改写，甚至会影响到世界古代史的重新认识，
不幸的是，这不过是在中国新石器文化多元说的基础上所假设出来的文明起
源多无论。上述提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
第3 期）。
看来，中国文明是一元还是多元起源的，这一学术上的官司还将会继续
打下去。
（华东）
原始社会有没有木器时代？
对于人类初期社会的状况，考古学家们一般是以发掘到的生产工具为依
据，把它分为石器、铜器和铁器等几个演进时代。为了更细致地考察其中的
差别，考古学上又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这样三个发展阶
段。然而，在旧石器时代之前还有没有一个以使用木器工具为主的时代呢？
这是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
按生物进化的规律推断，人类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们必然
居住在森林中，过着以采集天然现成产品为主、偶而从事狩猎的生活。这时，
树枝随手可得，并易于加工，折断和磨尖成木棒、木枪、木矛等工具，以作
采集野果或击毙野生动物之用。因此，人类社会在最初很可能先经历一段以
木器工具为主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学者作过推算，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六十
万年至公元前六十万年间。
理论需要实物的证明。在考古发掘中，是否发现过人类初期所使用的木
制工具呢？当然，由于木质的容易腐烂，木制工具或工具的木质部分不可能
象石制工具那样完好地保存下来，但是零星的实物还是有的。一些论述原始
文化的著作证明：“欧洲已发现过两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木器，其中一件是
一个紫杉木的木矛的木梢，。。另一件也是一个紫杉木做的矛头，尖端是用
火烧法硬化过的”；“在非洲早更新世（约前100 万～300 万年）的静水堆
积中也曾发现过木质的工具。”（见《石器时代文化》，科学出版社1965
年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在论述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生产工具时也
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得力的狩猎武器还应该是木棒和火把。”（《周
口店——“北京人”之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学者对不久前尚存在的现代原始人的生活作了
考察。他们在论述现代原始人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时写道：“达斯马尼亚人投
掷用的棍棒和投枪，几乎能给予大动物以致命的打击”；“秘鲁的原始民的
农具，这是由尖锐的棒和踏脚的横木，以及扫帚形的头而成”（《氏族社会
的生产力》，上海辛垦书店1935 年版）；“澳洲土人常使用投枪，其形状亦
有种种，长约三英尺之棒，其一端附之以柄，他端则附以木钩，此为主要形
式”；“印第安人之武器仅有极长之竹、木枪，以鸵鸟之毛羽装饰之，其尖
端则附以尖锐之木枪刃”（《化石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51 年版）。可见
原始人主要是使用木制工具。
与上述证明有木器时代的意见相反，有些学者认为，人类对木制工具的
使用，不会比石头早；同时，木棒的加工和修理，也只有在使用石器的基础
上才能进行。因此，早期猿人的主要工具应是石器，不能说在人类初期有一
个单独的木器时代。国外考古发现的零星木质工具，都不过是说明了石器时
代的人类使用过木器而已。况且，在中国的许多古文化遗址中，极少有木器
发现。这样，关于有没有木器时代的讨论，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拿不出真凭实
据。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意见如何呢？马克思曾经指出
人类使用工具的进化顺序是：“由粗木棍和打制得很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
过渡到制造石斧，过渡到骨器，最后过渡到应用金属。”（《资本论》第1
卷）恩格斯也认为，人类“最初的武器即棍棒和戈矛”（《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在人用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
长的一段时间”（《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列宁也论述过
人类的最初阶段是“使用棍棒的猿猴群或原始人”（《国家与革命》）。他
们都认为，人类最初的工具（或武器）是木制棍棒。但是否可以说，人类最
初经历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木器时代呢？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们并没有作过明确的结论。
在我国许多古籍记载中，也有不少关于上古时代使用木器工具的传说。
据称，传说中的“昊英之世”，人们“以伐木杀兽”（《商君书》）；传说
中的“蚩尤之时”，人民“剥木以战”（《吕氏春秋》）；传说中的“神农
氏”时期，曾“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到“黄帝、尧、舜”时期，又“断
木为杵，掘地为臼”（《易系辞》）。上述这些记载，能否证明人类初期社
会经历过一个木器时代呢？有人指出，“代木”、“剥木”、“斫木”、“断
木”，必然要借助于其他工具，特别是石器工具去完成的。因此，当时的工
具仍应是以石器为主。
由于原始社会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木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