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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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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时改封于南昌的宁献王朱权,也曾大力提倡北曲,编撰杂剧,组织王府
戏班。这些活动自然会对民间戏剧产生影响。弋阳腔的一些演出剧目,有些
是由北杂剧改编而成,甚至按杂剧模式演出。因而,清代李渔《闲情偶寄·音
律》指出,弋阳腔照搬《西厢》,“以其调虽恶,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
破之《西厢》,非改头换面折手跛足之《西厢》也。”这不正说明弋阳腔是
受北曲杂剧的深刻影响吗? 
那么,弋阳腔究竟是南戏的支流还是源于北方?看来尚需人们努力探
讨。
(勇木) 
苏剧起源于何时? 
苏剧原名苏州滩簧,是流传在江浙民间的说唱音乐,是一切滩簧(包括
浦东滩簧、无锡滩簧、宁波滩簧、杭州滩簧等)中最早和最值得注意的一种。
苏滩后又分为“前滩”和“后滩”。前滩又叫“钱滩”。据传清帝嘉庆死后, 
不许民间演戏。当时有个艺人汪紫香,因双目失明不能演戏,便集子侄三四
人为一班,改唱滩簧,其脚本半出于昆伶钱坤元之手。钱坤元曾对改昆曲为
滩簧花过不少力气,在苏滩艺人中影响较大,“钱滩”由此得名;后来误传
为“前滩”。从前滩发展为后滩,经历了几个阶段。滩簧时期的演出形式有
些近似现在的说书。滩簧这个名称也是因为有些老艺人把说书叫做“滩册”, 
把临时编成的唱篇叫做“簧篇”而得名。当滩簧发展为前滩这个阶段时,叙
事体的讲唱已经初步发展成为代言体的戏曲了。当时许多昆曲艺人由于昆曲
的衰落而改行唱滩簧,因此苏滩在音乐、声韵、行腔、脚本和表演等方面都
受到昆曲的重大影响。
苏剧的曲调丰富,唱同讲究声韵,唱腔柔绵含情、婉转动听,有鲜明的
地方色彩,很能反映苏南人民的心理、性格和感情。它的主要曲调是“太平
调”,简称为“平调”。特点是容量大、音域宽、节奏稳,能够随着角色和
情感而变化,生、旦、净、丑各有不同的唱法。除了太平调以外,还有凄凉
的弦索调、迷魂调和柴调;轻松的费家调;以及大小九连环调、五更调、四
季相思、湘江浪等民间小调,唱腔共有一百多种,其中的阴阳血、山歌调、
紫竹调、费家调、银绞丝等,正被沪剧、评弹、滑稽等兄弟剧种普遍采用着。
苏剧既然是一种说唱曲艺,所以起初演员并不化妆,也没有舞台动作, 
演员穿着便服,坐着演唱,如同评弹一样,当时被称作“素衣坐唱”。后又
发展成为化妆坐唱。最早的化妆苏滩,大约是1912 年汪优游、陈大悲等领导

的文明戏剧团“进化团”到宁波演出,苏滩艺人郑少赓、朱筱峰等随团同往。
由于文明戏是化妆演出的,他们也跟着化妆了。1935 年,上海举行了一次救
灾义演,第一次在中央大戏院演出了苏剧《昭君和番》、《描金凤》、《三
笑》等戏。
关于苏剧的起源,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陈蝶仙的说法。他作有《安康雅集小序》,认为杭州的滩簧产
生于宋朝末代文天祥时代,甚至远溯到晋代竹林七贤。
第二种是徐傅霖的说法。徐傅霖在《中国民众文艺一斑——滩簧》上说: 
“清朝的全盛时代,盛行昆戏,不知哪个皇帝死了,必须在三年国丧期年, 
戏园一律停锣。于是昆戏的故乡苏州有一位姓钱的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将昆
曲减去锣鼓与笛,全用丝弦乐器来和唱,把昆曲改成简单唱法,便叫做滩簧。” 
但在1951 年民锋苏剧团演出《桃花扇》时,编者徐傅霖登台演说,却指出这
一年是清咸丰元年(1851 年),道光刚死,所以这次的苏剧演出恰好是百年
纪念。有人又说这姓钱的就是苏州吴县的钱明树贡士。又有人以为钱滩指的
是嘉庆道光年间的艺人钱坤元。(《新民报》报道说是咸丰皇帝晏驾,同治
皇帝登基,宣布国丧三年,那该是1862—1864 年,就更迟了。) 
第三种是李家瑞的说法。他认为:“乾隆寿曲桑农献瑞一种里面己用滩
簧调,霓裳续谱里也选有滩簧调三种。”因此苏剧起源于乾隆年间。
此外赵景深也找到了两个例证:其一是,乾隆间沈起凤的《文星榜传奇》
第四出科诨道士云:“唱滩王是我起首。”又云:“卖橄榄粗话直喷,打斋
饭嚼蛆一泡。”按,“卖橄榄”和“打斋饭”都是“后滩”出名的戏,想不
到在乾隆年间就已经有这些戏了。其二是,乾隆三十九年《缀白裘》同集(即
今本《缀白裘》十一集卷三)“算命”出中有云;“慢点、还要饶一只滩头
来。”连道士和算命人也要唱滩簧,可见当时滩簧的普遍。滩头约等于弹词
的开篇。据此赵景深先生认为,陈蝶仙的说法太远,而徐傅霖的说法太迟, 
而较为同意这第三种说法即起源于乾隆年间。
苏剧在江南地区有较大影响,但其起源的确切时间至今仍为一个费解的
谜。
(傅丰渭) 
何为“戏曲”、“戏弄”和“戏象”? 
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一般认为,宋元以南曲形式演唱的戏曲,是我国
最早的戏剧,它由宋杂剧、唱赚、宋词以及俚巷歌谣等综合发展而成。据徐
渭《南词叙录》:“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
二种实首之”,号曰“永嘉杂剧”。然而在研究我国古剧的发展史上,至今
仍有一个较大问题存在争议,这就是所谓“戏曲、戏弄和戏象”问题。
《戏剧论丛》曾发表过任二北先生的一种观点:“戏象”是汉代对于戏
剧的用语;“戏弄”是唐代对于戏剧的用语;“戏曲”是明代起对于戏剧的
用语,至今仍在沿用。在戏剧的整体中,不提戏的其他,而专门突出去提戏
中的曲,这种情形并非一朝一夕。如明明是一部“元剧选”,臧懋循叫它是
“元曲选”;明明是一部“六十种戏”,毛晋叫它是“六十种曲”;明明是
一部叙录南戏的书,徐渭叫它是“南词叙录”,而王国维研究我国古剧的两
部著作《宋元戏曲史》和《戏曲考源》中都认定“戏曲”一词,而不称“戏

剧”。由此可推见出,单独把曲提出来赋予这样突出地位的,就是如臧懋循、
毛晋、徐渭、王国维等这样一派文人学土,他们深好词章,擅长考据,或操
选政,或展史才,把剧本搬进书斋,才开始凭着主观,以“戏曲”代替“戏
剧”。戏曲本身,是社会上自然产生的东西,在春秋时已有,而用“戏曲” 
二字代表戏剧,是明代之后的人为之事。“戏弄”一词,在春秋时也已有, 
至唐代乃为普遍。如李庚“两都赋”称:“戏族咸在,百弄迭作”。“弄” 
是动词,它的实质非常广义,如故事、情节、化妆、表情、服饰、道具、说
白、音乐等,都可以概括。“戏象”一词,则是汉代的产物了。“象”是现
象,靠化妆、服饰、道具、姿态、动作等来表达现象。《盐铁论》二十九“散
不足”篇中就有“戏倡舞象”一词,而“戏象”则是其简称罢了。中唐元有
“象人”一诗云:“被色空成象,观空色异真。自悲人是假,那复假为人。” 
戏剧就是假为人。
对上述观点的综述,文众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戏曲”一词起于
明代之后的观点是错误的。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曾提道:“唐有传奇,宋
有戏曲”(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条);“传奇作而戏曲继。。传奇犹宋戏曲之
变”(卷二十七“杂剧曲名”条)。陶宗仪是由元人明的作者,然其书则成
于元代。那么关于“戏曲”一词的来历,不辩自明。认为它是明代以来“少
数人主观拟定的”,这不符合事实。明清以来,确实有许多文人把戏曲艺术
片面地看作是“曲”的艺术,但在今天,它在人们的一般概念中,却是载歌
载舞的综合艺术。而任先生提出的“戏弄”和“戏象”则是从概念定义出发
而对“戏曲”二字加以任意剖解,不能为人们所接受(“戏弄”一词,今天
人们仅能理解为开玩笑的意思)。
黄芝冈先生也在《戏剧论丛》上撰文谈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对构成‘戏
曲’的全部因素,如故事、乐、歌、舞、白、科等都要面面顾到”,这话虽
有一定道理,但现在使用戏曲这个名称的人谁也不会想把“戏中的乐、舞、
白、表情”等因素撇开,而用现在这个名称“单指戏中的曲”;谁也不会“狭
隘地专门欣赏曲辞”。现在使用戏曲这个名称,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含义上
看问题,并没有不妥或流弊,戏曲和广义的戏剧一样,是拥有“综合艺术” 
的称号的。“戏象”这个名称是不见于中国古代任何戏曲成份里的,但“象
人”这个名称却和百戏不可分割。《南齐书·音乐志》说:“角抵象形杂技, 
历代相承有也。”百戏有“象形杂技”这个称号,便可知“象人”在百戏里
面是一个重点。而离开百戏谈“戏弄”,理由也并不充足。因为“弄”的本
身并不曾具有主观设想的那种条件,“弄”一直和舞台的关联很少,那么, 
“弄”不能“搬上舞台”就只好说它们不是“弄”了。但如李庚《西都赋》
里举出了“戏族咸在,百弄迭作”(据《四部丛刊》元翻宋小字本《唐文粹》, 
“百弄迭作”当正作“百弄迭改”)的话,“戏族”是指的假形、假头,“百
弄”是指的寻橦、走索之类,又何能说百戏里有戏曲是“肯定”的呢? 
上述三种论述,均对戏曲一词的最早来源及戏弄、戏象等提出了三种观
点,引起了争议。虽然目前最后结论仍成谜局,但通过各种观点的阐发,通
过对历史现象的论证及以后对考古学的进一步研究与发掘,此疑问终将大白
于天下。
(傅丰渭) 
中国有没有古典悲剧?它起源于何时?

中国古代到底有无古典悲剧?如果有,它又源于何时呢?这两个问题, 
在我国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迄今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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