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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字体，已经孕育了隶书的萌芽。杨宽教授在所著《战国史》一书中，根据
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秦昭王时期的刻有“冷贤”两字的玉印和战国后期秦
国的”高奴禾石铜权”铭文的字样，作出论断说，“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
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并指出“草篆”也可称为
“古隶”。所以可以认为隶书是在篆书的母体中逐渐发育成长起来的。近年
来出土干湖北云梦睡虎地、湖南长沙马王堆等地的秦汉简帛书和出土于山东
临沂银雀山的西汉简书也有篆书（草篆）到隶书这一过程的痕迹。而隶书的
真正完成和确立为标准字体是在汉代，与篆书相比，在字体结构上，隶书主
要是把回文曲折的弧线变为直线，偏旁部首也大大简化。
隶书艺术，在雄厚的基础之上，经历了前后无数学书者的苦心钻研，在
我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
于隶书起源的争议更引起了众多人的兴趣和关注，揭开隶书起源之谜对繁荣
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傅丰渭）
楷书产生于何时？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因字体端正规范，堪称楷模，故得此名。提起
它，人门很自然地会想到唐代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柳公权的《玄
秘塔》和颜真卿的《颜勤礼碑》，以为这些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楷书。其实不
然。那么，楷书最初产生于何时呢？
一些人认为可以上推至汉初，甚至有人提出秦始皇时代。例如宋代著名
的书法理论著作《宣和书谱》在《正书叙论》篇中叙：“字法之变至隶，极
矣，然犹有古焉，至楷法则无古矣。汉初建初（汉章帝年号，公元76—83
年）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
世遂行焉。而或者乃谓秦羽人（羽人一说为职官名，掌征集羽翮作旌旗车饰
之用；又一说是道士的别称——笔者注）。王次仲作此书献始皇以赴急疾之
用。”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楷书始于东汉，也有的说是三国时代的魏时。清
人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正、行二体始见于钟书。”钟，指三国
时魏人钟繇。而今人钟明善在《中国书法简史》中提出自己的见解说：“从
汉字书法发展上来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
书法从小篆转向隶书，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决定性变革，从此汉字由圆变方，
一直至今都沿袭了这种方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
孕育着真书。真书、行书、草书这三种汉字书法的重要书体的定型是在魏晋
二百年间。魏甘露元年《譬喻经》墨迹、西晋元康六年写的《诸佛要集经》
墨迹等，左弯的笔画为楷书的撇代替，斜钩代替了（隶书的）磔。此时真行
草三体具备”。当时“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卓立的大书法革新家——
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
草书美的典范。钟繇在这种崭新书体（楷体）的完善、推广上起了很大的作
用”。按照这种说法，楷书经钟繇的完善并推广得到了大发展，那么其先声
当然还得在此以前了。
近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汉未波、磔（左
撇为波，右捺曰磔）纵肆极矣。久而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
康氏又说：“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
字，‘阴’‘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尤似颜真卿。考《高颐碑》
为建安十四年（公元209 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
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
《子斿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
则纯为真书矣。”
赞成三国时期说法的还不乏名家，例如《中国书法简史》的撰者包备五
说过，“汉隶的形体美再进一步发展，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字画上又有了‘侧
（点）’‘掠（长撇）’‘趯（直钩）’‘啄（短撇）’结体上更趋于遒丽、
严整，这就形成了真书。”有关真书，清代书学家钱泳曾有一个颇给人启迪
的说明，按其《书学·隶学》上讲：“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
隶书，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汉建安以后，渐有戈法波磔，各立面
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
隶同之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
循着今存的一些历代碑碣墓志上的书法窥察，我们可以在隋朝《龙藏寺
碑》中看见唐代《九成宫》的先声。而隋则是融合北（朝）碑南（朝）帖的
时代。北碑中的《张玄墓志》、《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等，都是采
用规范的楷体书写的。而北朝的书法，又可以在汉碑中发现其痕迹。如《经
石峪大字》、《郑文公碑》、《刁惠公志》，则出于汉《乙瑛碑》；《贾使
君碑》、《魏灵藏》、《杨大眼造像》各碑，则出于汉《孔羡碑》。
那么，楷书之根究竟在何处呢？
（余增德）
《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吗？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
人物了，他博采众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
创造出妍美流变的新体，为历代学书者所崇尚，被尊为“书圣”。相传，被
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的《兰亭序》就是王羲之的代表作。
那是东晋永利九年（公元353 年）三月三日的事，王羲之与谢安、孙绰
等当时名流四十一人，在山阴（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作诗行乐，王羲之挥
毫作序，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其帖为草稿，用行韦写成，书法遒逸劲健，
是土书中最得意之作。后来，这一珍品为唐太宗所得，并断定为王羲之的“真
迹”，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写副本，赐给太子、诸王、
近臣。以后临摹者面目各别，又再三临摹，所以种类很多。流行于世的有开
皇本、定武本、张金界奴本、神龙半印本、褚摹本等不下数百种，形体各异，
真伪莫辨。而据史载，原件则被殉葬于昭陵唐太宗墓，这就更加造成了《兰
亭序》的神秘气氛，加上历代帝王重臣的竭力推崇与封建士大夫的大肆宣扬，
它更成了不可侵犯的“神物”。
然而，唐代何延之、刘二人对《兰亭序》流传途径记载的不同，引起
了南宋姜羲的注意，提出了“然考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
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姜羲是对《兰亭》提出
疑问较早的人，但他只是从梁武帝收藏的王书这一角度进行考证而产生了疑
惑，对于《兰亭序》是否出于王羲之之手的问题，还持肯定态度。后来，又
有人从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中不见《兰亭序》，以及从文字学角度对流
传的摹本和刻本提出了怀疑，也只是“蜻蜒点水”而已。到清末时，李文田
在跋《汪中本定武兰亭》的同时干脆否定了《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首先
他认为《兰亭序》的文章就是伪作的，理由是《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王
羲之此文不叫《兰亭序》而称作《临河序》，且定武本《兰亭序》比《临河
序》在“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是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
之”。李还从文字字体上论述《兰亭序帖》是后人伪造：“。。故世无右军
之书则己，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
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
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李文田
便成为公开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的“第一人”。
从此，关于《兰亭序》的争论就正式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延续了下来。
1965 年，郭沫若根据在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
鲲墓志》等文物，重提《兰亭序》为伪作，在这年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
《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的文章。他论定了“《兰亭序》
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斩钉截铁地断定
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并进而推断它是
陈僧智永所书。这样，《兰亭序》不仅字不是王羲之写的，连文章也不是他
作的了。
郭文发表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主要论据一是序文前后格调
不一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以后一段文字与羲之惯常思想不符，“悲
得太没有道理”，“更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认为“《兰亭序》是在《临
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1972 年第8 期的《文物》
杂志上，又发表了郭沫若《新疆出土的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晋
代没有楷书与行书，肯定“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从而成为否定
《兰亭序》为王作的又一论据。
郭的观点也遭到了高二适、商承祚、章士钊等人的反驳，他们从东晋书
法风格等角度出发，进行了一次外围考证，认为“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
行书、楷书确己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羲之，把它向
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至于题目的差异，是
因为“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
上去的”，所以有《临河序》、《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
名。而文中的“前后矛盾”之处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