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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只要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存在着收入的差异，只要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彻底解决，那么华人的出国热今后至少在二三十年内不会降温。
为什么说在二三十年内不会降温呢？这里有个根据。设立在中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国科学院的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989年10月提出一份题为《生存与发展》的报告（华语题名是《生存与发展》），这个研究报告指出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将迎来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即总人口至少15亿，劳动人口超过10亿，老龄人口超过3亿。
考虑中国人口增长的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前景，在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到来之前的今后30年，以及达到高峰之后及转向缓慢降低趋势的数十年，人口问题将无情地沉重地压在中国身上，只要无法缓解人口压力，那么华人的出国热就不大可能降温。
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顺利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乡镇企业和发展经济的城市地区有效吸收消化，这对迫在眉睫的人口爆炸的危机来说，虽未釜底抽薪，但“扬汤”毕竟“止沸”。这也是最大限度控制华人偷渡案件的上策，无论对华人来说，还是对世界来说，都是使震动降低到最小的方法。因而，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的高度成长举双手欢迎，而不应该把它看成威胁，那是忽视中国这个人口问题的短视观点。当然，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带来公害、破坏环境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必须同时解决。
中国的人口问题，只有通过贯彻中国政府提出的彻底控制人口的政策以及稳定并且持续的经济发展来解决，此外没有灵丹妙药。但是，现实地进行思考，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劳动力出口即人口出口这一手段，尽管是权宜之计，也不得不用。这就像在洪峰到来之前毁坏部分堤防，人工排洪，削弱即欲吞没一切的水势，赢得时间，从而完全战胜洪水一样。
第七章 国际盲流与出国热绝不贫穷的偷渡者
以日本为首的西方媒体在有关偷渡者的报道中，往往把他们说成是受蛇头之骗、不谙世事、无知、可怜、贫苦的农民，西方的人们大体也相信这种说法，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偷渡者或许无知，但绝不贫穷。通过以往的采访，我深信这一点。
从中国偷渡到美国，需要付给蛇头成功报酬2。5万～3万美元；到日本需要150万～200万日元。由于偷渡方法和蛇头保证的内容范围不同，有时还要索取额外的报酬。
支付给蛇头的这些成功报酬，对于年平均收入约600元（1990年当时的外汇牌价约为2万日元，见《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一笔巨额资金，的确他们向亲戚朋友甚至地下金融业者即高利贷贷款凑足这笔钱，但因此说他们是穷人却太武断了。
据我采访所知，偷渡者绝对不是穷人。他们具有明确的打工意识，知道风险并决心冒险而依靠蛇头踏上偷渡旅途。
1992年11月，我在莫斯科采访福建省长乐县的偷渡者，据说他们故乡的年收入是6000元（当时约为13万日元），这相当于中国城市工人年平均收入的两倍左右。1991年11月，我在东京JR高田马场车站遇见福建省福清县的偷渡者，据他本人说在福建时他是贩卖海产品的个体商贩，年收入不低于2万元。在第一章出现的、经由泰国入境的肖先生也说年收入是3万元。如果考虑现在中国大学教授的年收入在4000元左右这一情况，那么我想应该能够证明偷渡者并不全是穷人这一现实。
在写本书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也开始报道这种情况。1993年8月19日《读卖新闻》刊发有关报道，其标题就直书为《为了更富打工，与贫穷无关》。该报道说，偷渡美国失败而被强制遣返到其故乡长乐县半野村的、前文曾介绍过的王建新先生和王增先生是农户，二人都已经结婚，生活不困难；王增的家是三层小楼，既有电视机又有摩托车；半野村居民3600人，农民占绝大多数，1992年的平均收入约为2000元，该县的干部也承认村民过着在中国说来属于中等以上的生活。《读卖新闻》的采访记者得出结论：“以输送偷渡者而知名的福建省沿海地区，因得天独厚的环境，远离贫穷，估计从那里出来的偷渡者是为了更富裕而明知风险‘非法外出’打工。”
关于这种情况，我在参与1992年9月20日播映的电视《周日漫谈》节目时，在1992年11月1日的《留学生新闻》中以及在1993年4月出版的拙著《来日华人的真面目》里，曾多次指出。
偷渡者的出身地虽说是福建省，但多集中在长乐、福清二县。在这二县，只要登上稍高一点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处处新建的漂亮住宅。这些新建住宅的主人，几乎都是来到日本打工的过去“日语学校就学生”或者是入境日本或美国的偷渡者。
在长乐县边防军大队的拘留所里，拘留着偷渡日本失败而被中国公安部门逮捕的一位农民，他是这样谈他为什么偷渡日本的：
“看到从日本打工回来的人，人家在日本每个月都挣人民币1万多元，所以我也想去。可是1987年申请去日本就学，被法务省退回来。我在中国连小学都没正经读过，没有学历的人想要赚钱，只能偷渡。”
中国除城市地区和部分富裕的农村之外，义务教育没有普及，有数量众多的人没有读完小学。从这一点上讲，或许可以说偷渡者中多是无知的农民。
曾在长乐县梅花鱼粉厂上班的一位青年，月收入500～600元，远远超过中国农村的一般生活水平，但是看到出国的人家里新建起来二层小楼，自己还住在平房里，就决心到日本去。他的梦想是到日本挣5000万日元，建座豪华住宅，而后半生就不必再劳动，只要尽情享乐就可以了。所以毫不犹豫地给蛇头5万元（当时的外汇牌价约为120万日元），登上偷渡船。这和出现在第三章的莫斯科的老林的想法如出一辙。
第七章 国际盲流与出国热做偷渡者的三个条件
一般说来，做偷渡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信息、人际关系与财力。换言之，搞不到海外信息，海外没有可以依赖投靠的人际关系，不能一次付给蛇头即使不是全部的成功报酬也必须相当于中国农民几年收入的定金，这样的人就不够格做偷渡者，首先蛇头就不买账。
另外，虽然都笼而统之地称为华人偷渡者，但是看他们的出生地，却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日本发生的华人偷渡案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发生在福建人身上，其中多是福建省福清县人。而在美国，偷渡者除福建人外，又增加了广东人。偷渡美国的福建人，来自长乐县的人居多。
那么，为什么偷渡者中福建人多呢？
简言之，这就是和其他地区相比，福建人具备信息、人际关系与财力这三个条件。
很多国家都有福建来的华侨，福建华侨之多以致福建省被称为“侨乡”即华侨之乡。因而，即使没有受到很多教育的福建省农民，也掌握着高于其他地区几十倍的有关海外的信息。我以前采访了几十位福建偷渡者，尽管他们只读过小学二三年级，有的人甚至家乡的住址都不会写，但是他们通过小道消息或侨居海外的亲戚、朋友、同乡，却比较准确地掌握日本、德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偷渡目的地的工资、工种、生活等信息。从这一点看，好像也不能断言偷渡者都是无知的农民。
但是，只掌握海外信息，还不能成为偷渡者。蛇头归根结底不过是引导偷渡之人，他不会关照偷渡者在海外的扎根与生存。为了在语言不通、地理不熟的异国他乡生活下去，特别是熟悉周围环境的前几个月，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依靠、出主意的亲戚、朋友或同乡，即使偷渡成功，也仍可能踟蹰街头，沦为流浪者。在日本或美国，福建和广东的人多；在西欧，浙江人占压倒多数，而且几乎都是浙江省温州地区以及青田县周边的人，即偷渡者倾向于集中到有同乡的老华侨的地方。
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把目光转向海外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因为从北京或上海去到海外的老华侨少，所以不得不独辟蹊径，开拓定居地。上海人乘日语学校或英语学校外语学习的浪潮，拥向日本或澳大利亚，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势力。近十年，以日语学校就学生的身份来到日本的华人，之所以没有集中到有中华街的横滨、神户、长崎，而是集中到日语学校多、容易找到活儿干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原因也正在这里。
另一方面，俄罗斯、东欧完全成为北京人的势力范围。以前的蛇头几乎都是出生于广东省、福建省的中国南方人，但是，现在在俄罗斯、东欧各国却是北京人蛇头占绝对优势。
最后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为了偷渡必须付给蛇头巨额的成功报酬。蛇头也是先确认偷渡志愿者的经济实力再决定是否引导偷渡。在第二章已经涉及这个问题，1992年11月，在莫斯科接受采访的浙江省温州人林老板，曾坦率地说出选择偷渡志愿者的条件：“没有经济实力的人家，支付成功费时，往往酿成事端。所以，我只选择那些家庭可靠、家境殷实的人。还有一条，如果不是对我伙伴讲的话百依百顺的人，那我也绝不带他出去。”
因而，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不能成为偷渡者。在偷渡案件中，之所以很少见到来自中国内陆地区的华人，是因为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收入差别。倘若内陆地区的人也像福建、浙江、广东一带农民那样富裕，估计他们的目光也将转向海外。
在福建、广东、浙江等输送偷渡者的中国南方省份，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果个人兴办企业或商店，那么很难找到愿意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