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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冒险”号案发后，偷渡案件接连不断。三周后，美国和墨西哥政府的海岸警备当局在两国国境海面的太平洋上，连续发现装载华人偷渡者的台湾籍货轮七艘；7月7日，美国海岸警备部队，在加利福尼亚半岛海面上，发现装载659名华人的货轮三艘，进行了现场检查；次日7月8日，墨西哥当局公告在该半岛海面上漂流着约750名华人分乘的四艘船。
一周后，巴拿马入境管理局查明约3000名华人偷渡者分乘15艘船，正朝向美国沿岸航行。
侨居美国的一位华人朋友，对一系列的大规模华人偷渡案件感到惊诧，称之为“好像是开始了攻克美国的军事行动”。
由于“金色冒险”号案发，人们才知道华人偷渡者企图从美国的东海岸登陆，但是，在美国的西海岸，这样的案件也像家常便饭一样，屡见不鲜。
1992年2月17日上午8时20分，美国海岸警备部队和移民局的官员，在检查不申请入港许可证而想要进入夏威夷港的台湾渔轮“永丰祥303”号时，发现并逮捕了96名华人偷渡者。
五天后，在距珍珠湾约40公里的海面上，发现企图登陆的台湾渔轮“挑战者”号，船中装载华人偷渡者15名。
仅仅时隔三天，2月25日深夜2点半左右，在洛杉矶南部长滩附近的海岸，本应只在白天活动的游船“自由女神”号横在陡岸旁边，感到反常的海岸警备部队会同移民局检查官登船检查，发现这条小船居然装载着85名华人偷渡者，并且在距长滩880公里的地方，又发现运送偷渡者的大船中国台湾地区的渔轮“进益1”号。
就这样，仅在十天之内，就捕获渔轮十艘，逮捕华人偷渡者232人。很多美国国民对此感到惊讶，但这只是发生在美国的华人偷渡案件的冰山的一角。
在夏威夷和洛杉矶被捕的偷渡者，1992年1月1日和8日，分别乘坐小船离开中国，开到公海，搭乘等在那里的“永丰祥303”号和“进益1”号，开始赴美的航行。最初的目标是拥有美国最大的唐人街的纽约，但是在海上漂流近两个月，粮食和淡水告罄，因此蛇头采取紧急措施，安排“自由女神”号游船接驳偷渡者在距离最近的长滩登陆。
和他们相比，乘坐“挑战者”号的人们命运稍好一点儿，只打发22天的海上生活就收场。最倒霉的要算是被危地马拉海军押走的“圣丰70”号船上的近200名偷渡者，在海上漂流45天，很多人都病倒。应美国政府的请求，为早期侦破华人偷渡而加强海军巡逻力度的危地马拉当局说：“近200人乘坐的‘圣丰70’号是一条随时都可能沉没的形同废船的破船，被我方拘留的偷渡者应该庆幸，否则他们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企图乘坐这样渔轮或货轮偷渡美国的人，几乎都是福建省农民。介绍他们偷渡的蛇头是台湾人、香港人、侨居泰国和美国的华人等，他们和中国国内的合作者联手，调度台湾渔轮、小型货轮甚至大型货轮等形形色色的船只，向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各国运送大批的偷渡者。蛇头事务所一般都设在香港或距离香港较近的广州，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宣传招收“赴美工人”，千方百计搜罗偷渡志愿者。如果有保证支付偷渡介绍费的海外侨居者，那么先以申请费的名目收取定金，等到偷渡美国成功后，则在两年之内收取作为偷渡成功报酬的偷渡介绍费2万多美元。如果需要中国护照，还得外加数千美元的“筹措费用”。
偷渡者即使成功入境美国，而筹措必须支付给蛇头的成功报酬这笔巨款也成为困扰他们的挠头事儿。倘若不能支付这笔钱，他们就会被蛇头拐卖、毒打，甚至暗杀。
1991年11月27日晚8点左右，纽约唐人街一位中年男子受到四个歹徒的袭击，胸部被刺伤两处，生命垂危。被袭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想支付偷渡成功费23万美元。听说这位中年男子最后性命还是保住了，但实际上，也有人因为不支付成功报酬而被秘密组织杀掉。
第五章 拥挤到美国的人们无法实现的美国梦
有一位福建人郑先生，先以日语学校就学生的身份来到日本，后又偷渡到美国。
1990年，郑先生在日本已经逾期逗留，他听说也是逾期逗留的伙伴有一天在打工的工厂被突然闯进来的入境管理局人员逮捕并强制遣返回国。正好那时是入境管理法修改、实施之前，到处流传“逮捕所有逾期逗留的外国人”的谣言。郑先生想到伙伴被强制遣返，考虑自身的安全，就决定去美国。据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怀有美国梦想的人。
郑先生向东京的蛇头提出偷渡申请——介绍逾期逗留的就学生或偷渡者再偷渡到美国的蛇头，据说既有日本人又有台湾人——拿到一本台湾护照，顺利入境美国。刚到美国，他使用的那本护照就被收回，大概它还得“护照”其他人偷渡。这次从日本偷渡到美国，郑先生花费了200万日元。
这次和郑先生一起偷渡到美国的就学生共有10个人，而且到纽约之后，他吃惊地发现这里也有很多原日语学校的就学生。
来到梦寐以求的美国，但是郑先生却对在纽约遇见的日本人说“还不如留在日本好”。特别是听说入境管理法修改之后，日本并没有大规模取缔逾期逗留者，更加后悔。
美国并不是像他想像的那样“白玉为堂金作马”的国家，他住进1DK的旧公寓，房间里架着三层床，16个人在里面昼夜轮流休息。
“来到美国惟一值得安慰的是没有被逮捕哇，不比不知道，一比觉得还是日本好。这里的工作很累，可是，为了来美国已经花了很多钱，哪有余力再往回折腾啊。”
很多成功偷渡到美国的人，置身于极其严酷的生活环境中。
一位来到美国五年，已经在纽约构筑起生活基础的偷渡者孔先生说：“为了在美国奠定生活基础，必须具备非凡的毅力，忍耐、忍受大大超过偷渡途中的苦难与屈辱。”还说为了消除孤独与繁重工作造成的身心压抑也常去妓院。
曾在上海市某医院做过护士的杨素芳女士，偷渡到美国之后，一直在缝纫厂打工，天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夜里10点，过度的劳累使她得了坐骨神经痛，但是不能去医院，因为没有医疗保险。据说她对采访的华人记者痛哭流涕，说：“我没有明天哪！”
另一位女性偷渡者是这样说的：“或许美国有金山银山，可它和我们无缘，我想回中国去。但是，借了蛇头一大笔钱，债还没有还清，有家也难回呀！如果每天不加班到深夜，就还不清这笔债。可加班到深夜，回去时又不安全。前些日子，同一个工厂加班到深夜的三名女工，回家途中被埋伏在那里的流氓截住强暴了。”
问她为什么必须加班到深夜，据说问题还是出在偷渡者的急剧增加上。
四方田犬彦先生在《纽约的挑战者》一书（朝日新闻社，1989年）中描述纽约唐人街的人口膨胀情况：“华裔人口增加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纽约华人1960年是37万人，但是到1980年就增加到148万人，增加了三倍。这是名义上的数字。现在我估计还应该加上两倍，是40万人左右。”华裔人口的膨胀，如果排除偷渡者的因素，是不可能的。
新到美国的人想谋求的岗位，是在美华人的主要工种缝纫工和中餐馆服务生，结果，这些工作本来就不高的工资又进一步下降。所以，为了赚足付给蛇头的钱，他（她）们不得不工作到深夜。
纽约唐人街偷渡者的房间——现代版的“工棚”。
听说华人经营的缝纫厂和中餐馆，每天工作10～14小时屡见不鲜，而且自然也没有加班费和病假休息，因为那里最不缺少的就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每小时只拿2美元的劳动力（美国法定最低计时工资为其两倍，即425美元）。
美国的华人社会，的确失业率低于美国平均失业率，但那是因为在唐人街工作的华人忍受着低工资。
拿着低工资、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劳动这种没有前途工作的多是新到美国、住在唐人街、几乎都不会说英语的华人。他们被称为“洼地华人”。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随着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最早来到美国的华人移民，由于从事白人不能承担的危险工作被称为“苦力”。在一定意义上讲，今天在被称为“臭汗工厂”的缝纫厂工作的、每天长时间从事繁重、苛刻体力劳动的中国新移民（严格说来是偷渡者，不能称为合法的移民），也和当年的“苦力”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是“新苦力”。
偷渡者等众多的华人所工作的企业，属于“地下企业”，要求这些企业遵守劳动法，那是拜佛走进吕祖庙——找错了门。
那么，雇佣这些华人的经济地下企业的华人老板是否太狠毒、太没有人性呢？
《纽约唐人街》（筑摩书房，1990年）一书的作者华裔美国人皮拓·孔先生认为不能简单下那样的结论，因为这些经营者不仅是华人同业者，同时也是美国企业设置的竞争的牺牲者，设身处地地想，他们也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拼搏，所以不得不把成本压缩到最低限。
那么，美国华人社会里就没有成功者了？也不是那样。在唐人街同样有数不胜数的成功事例，华人移民成为亿万富翁的动人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但是，用皮拓·孔先生的话说：
“也有从经营家族小饭馆发展成不动产王的，但是，几乎唐人街所有的亿万富翁不是从20世纪60年代就住在这里的人，就是来到美国之前已经很富裕的香港移民；而70年代来到美国的移民几乎没有成为财主的。在资本集中、房租与不动产价格昂贵、竞争残酷的今天，成功谈何容易。正如中国有句古语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