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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
我告诉他我姥爷——你的爷爷是死于你上大学两年后一个雨夜的凌晨两点一刻，虽然我姥姥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他找来了那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来给他送别，但规模上还是无法与毛毛的丧事相比。在毛毛父亲的邀请下，市政府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到场表示哀悼。覆盖着白花的汽车挤满了整条东风大街，好多人都在快要到殡仪馆的时候下车围着那辆挂满毛毛黑白遗像的灵车缓慢前行。下午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照在车前“张雨卉”这三个字上面，像是流金从每个人的眼前掠过，那是毛毛的名字。
毛毛的父亲对到场的所有人以一种悲壮得令人心酸的语调讲着话，悲伤在他心中凝成一个结，原先那些羡慕他拥有财产及官职的人现在开始以强者的姿态去同情他。他用不成调子的声音说他这一生绝对没想过要去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这几天他总在不断回忆自己可怜的女儿。“我不愿意让你们也沾染到我的痛苦。”他把白色的花瓣撒到毛毛的身上，“让她安心地走吧。作为父亲我保证，那个残忍的凶手是绝不可能逍遥法外的。”
整个葬礼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包括市长在内的所有领导说了些简短而伤悲的悼词。毛毛的父亲始终在一旁呆滞地看一只反复飞旋的黄蝴蝶，强忍着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的十指紧紧插在一起拄在下巴上。毛毛那面色苍白的后妈止不住地痛哭之后晕倒在大厅外，在场的任何人，尤其是我姥爷这时也已经明白，曾经怀疑过这么弱小的女子是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姥爷抓住我的手，他怕我在伤心的人群中迷失了方向。毛毛的爸爸拒绝接受任何人的白包。“你们能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真的感谢大家。”他和众人一一话别的时候说，“这是我女儿死后的荣光。”随后他撕下一张白纸，慢慢地叠成一只纸鹤，咬破手指，用涌出的浓血用心地写着“张文再唯一的女儿”，连同毛毛的一只白色的瓷猫放到墓碑旁。成团的杨絮花在飘舞的过程中被墓碑挡住，缓缓地落在下面开放的蒲公英上。五年后，市财政局局长张文再先生也葬于此地。
我大学毕业时对我父亲说我打算留在北京，于是我白天去各个公司找工作，夜里在酒吧做服务生。我对所有的公司的经理说我学的是防黑客的那种专业。他们都是说过一段时间再给我答复。一个多月我穿梭于不同的公司之间，同时做了四五十夜的服务生。我幻想自己在某一天突然收到十余家公司的聘书供我挑选。我常常担心在哪一天我的调酒技术会比我所学的专业还要熟练。我父亲劝我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好还是回去生活。他来信告诉我：“在长春你可以过得更好。”
我表哥杜宇琪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都会提着一个皮包独自去我们那里。皮包里装着他写过的稿子和白纸。他通常要一杯扎啤，之后就拿出纸笔借着彩色的昏暗灯光一直写到早上六点半。有时候他会伏在桌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酒吧里有很多奇怪的人，有人会用画笔在桌子上、墙上或者酒饮单上画下各种事物的速写，还有人在凌晨四点钟写一个谱子求乐队演奏。我真想不到这里面会有我表哥杜宇琪。由于家里人从来不提起他，使得他在我的记忆中只是一个忧郁的解释。有一次他的酒被那些喝醉的人碰洒了，浅黄色的酒水在桌子的右上方向四周蔓延。他叫人拿些纸巾来擦干他那晚写下的文稿。他用纸巾细心地吸稿子上的酒沫。在每隔三秒闪一次的灯光中我看见整张写满小字的纸上四次出现“毛毛”这个名字。看着他我渐渐回想起他十年前的样子。“杜宇琪？”我接过那些吸满酒水的废纸巾问他。他仰头望着我，从桌上的烟盒里挑出一支还未沾湿的烟点上。“我是你表弟，”我向他伸出右手，“在长春的周贺。”
警察局在星期天的早上给本社区的每一个信箱投放了一张打印好的公告，同时将一张放大了的贴在花园正门的宣传板上。我姥爷在午饭过后等张爷爷下棋的一个多小时里大声读了三遍，然后把它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默默思考着。上面说凶犯身高一米七三左右，Ｏ型血，手臂上有指甲抓过的伤口。“连张照片也没有，”我姥姥洗着我表弟的衣服说，“分明是他们查不出来了嘛。”张爷爷拎着烟丝进来时我姥姥下楼去晾衣服。他们下过了两盘我姥姥还没有上来。第三盘刚开始她把带下去的湿衣服又连盆端上来了。“你想起来没有？”我姥姥指着姥爷问，“那天宇琪来时手臂不是有伤吗？”“我知道。”我姥爷迫不得已地跳了步卧心马。“别下了，”她跑过去推掉棋盘，“他是什么血型来着？帮我想想。”他把散落一地的棋子一一捡起，但记不清它们原来的位置了，“应该是Ｏ型。”一直在思考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张爷爷将棋子摆回原位。“天哪，”我姥姥回头看着镜中的自己，镜子早在春天时就被我表弟从中间撞出一条裂纹，“去年过春节时他刚好一米七零呢。”
第二年春节我表哥杜宇琪住在了我姥姥家。大年三十我舅舅开车到郊区买了足足有五箱炮仗。他指望这么多的烟花会给我表哥七月份的高考带来好运气，虽然杜宇琪曾经表示过上大学并不是他人生的唯一道路，他说他实在不敢想象自己在一个地方再呆四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灾难。新年钟声敲响之前我和杜宇琪沿着灯火通明的大街放了一路的烟花。燃起的小飞碟仿佛张开双翅的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礼炮在夜空中散开后抖落出几十个小降落伞飘浮在夜色里。我表哥静静地走在积雪之上。满天的鸣响将所有的声音掩盖掉。前面传来欢呼声，人们一起仰望紫色的火焰在天空排成“恭贺新春”四个字，炸开后又形成五色的花朵。“为什么只想看看有多美就把烟花全毁掉？”我表哥低声自语。远处的广场上传来钟声，铛，铛……人们高声数着，虽然他们知道一共只敲十二下。我表哥杜宇琪就这样度过了他在长春的最后一个新年。
在三里屯我问他当时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杜宇琪闭上双眼，仿佛是在回忆的丛林中找出路。他摇摇头，想不起来了。然后我们又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沉默地对视几秒钟，随后他笑了笑：“你先忙去吧。”有一位喝醉了的客人嚷嚷着为什么这里只有酒而没有小姐，他把我拽过去要我解释清楚。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根本就不必当真。我告诉他如果您需要的话得去我们的总店，从这儿出去乘××路，会路过一个城楼，你爬上去敲左数第三个门就可以了。“好，我就去，一个人喝酒，闷闷的。”他在莫名其妙地往西服口袋里装大大小小的酒瓶的时候倒在桌子上睡着了。
星期三傍晚时分雷奇队长又一次来到了我们家。同上次的来访不一样，这一次我姥姥显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恐惧表情。她以为她日夜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警察将把她唯一的孙子抓去枪毙。于是在客厅里她不停地解释杜宇琪是一个多好的孩子，以至于根本没有察觉到雷奇队长满身酒气。在我姥爷散步回来之前他什么话也没说，将我姥姥特意为他泡好的那杯烫得无法入口的茶水端起来又放回原位。然后他靠在沙发上低垂着头。“你们不会把宇琪抓走吧？”我姥姥小心地问。他闭上眼睛缓缓摇着头，然后头越垂越低。后来他试图坐起来的时候胃里的酒开始向上反。他捂住嘴仰起头，马上又感到一阵恶心。“你们没什么证据，就会冤枉我们这样的老实人。”雷奇队长没理她，静静伏下身，突然吐了起来。刺鼻的味道转眼间充满了整个客厅。我姥姥终于发火了，打开窗户，回身对我喊着：“去，把你姥爷找回来！”
月光下的暖风吹过花园高高的草丛，一大群蛐蛐迎风跳动。已经快五十天没下过雨了，仿佛老天觉着一下雨就意味着这个夏天要过早结束似的。每天都有三辆水车循环洒水来保持地面不至于裂开。马路上的柏油在白天晒化后到了晚上才渐渐凝下来，走在路上像踩在十二月的雪上一样柔软。围在喷水池旁的人里面没有我姥爷，我上楼时他已和雷奇队长坐在一起了。我姥姥在里屋织毛衣，她早已熟悉在黑暗中做这件事情，她用手指摸着针眼自如地穿插，同时试图偷听隔壁说话的内容。墙壁不隔音，然而他们两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仿佛在屋子里滚成了一个庞大的雪球，我外婆永远也弄不清楚这个雪球是由哪些话语组成的。他们这次的谈话如此短暂，我姥姥刚刚走出去想听仔细一点的时候他们就结束了。“要是哪天你觉得在那儿干不下去了，就到我这儿来。”我姥爷说他那里吃饱饭的工作总还是有的。“这世界是个天平。”雷奇队长一只脚踩在门外握着我姥爷的双手说，“好人坏人各居一侧，想活下去就得维持着个平衡。假如真的把太多的坏人除掉，那我们就会在另一侧下坠，止不住地坠下去，坠落到底为止。”
直到早上四点钟客人陆续离开或是倒在扶椅上睡觉时我才坐到我表哥杜宇琪的对面。我要了两杯山葡萄酒放在桌上的手稿旁。杜宇琪放下笔在自己喷出的白烟中眯着眼睛望着我。以前家里人谁也不会想到他拥有文学才能。我舅舅始终不能相信一个人仅仅是自己想写小说就可以当得上作家的，为此他坚持让我表哥放弃他那幼稚的想法。我表哥在念到大二的那一年终于在寄回来的一封信里向他的父母摊牌了。在那封满怀忧伤的信里他告诉我舅舅经过一年多的考虑，虽然这期间他已经明白对于自己将来飘忽不定的生活方向根本就无法捉摸，但最后他还是下定了决心选择文学。“我想好了爸爸，我要结束我的大学生活，哪怕是饿死。”他在第三张纸的背面写道：“什么也挡不住我的去路，除非死神的过早降临。”
全家人都不相信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