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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事都没有，去那种地方干吗？”他感到惊讶。
“什么事都没有？那为什么你总对人说我们的女儿是你杀的？”
“是我杀的！难道我想这样吗？”
“是，你杀的，你把毛毛弄死了，还冲着我发火？”她抹抹眼睛，到厨房做饭去了。
到了晚上，她在黑暗中走到床边，“你睡了吗？”
“睡不着，我觉得我对不起你，晓平。”
“钟磊。”
“嗯？”
“去一次吧，我有个同学在那儿上班，有她在，谁也不敢把你当疯子看，就呆几天。”
“这么说您是通过被告的妻子认识被告的。那么您和他妻子的关系如何？”
“还可以。”
“从被告妻子反映的材料看，就凭着这种还可以的关系，在十二年前她曾经就丈夫的事情找过您。这是真的吗？”
“有这回事，晓平把她丈夫的情形对我讲了，问我这算不算精神失常。”
“从你刚才讲的来看，你丈夫已从自责的心理转变为严重的负罪感。这已经是精神失常的表现了。”
“当时您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这不算，只是因为他太悲伤了，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您的证词和被告妻子所提供的有不符合之处，她说那时您认为被告是失常的病症。”
“我都发过誓了。在这里我说什么我会负责任的，你们也可以调查清楚。”
检察官笑了笑。“当时被告妻子作何反应？”
“那怎么办？”
“我劝你让他来治疗，不然真的很难想象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晓平认定她丈夫疯了，求我帮忙让她丈夫进来。我劝她不能这么做，否则一个人好好的在院里呆久了也会变疯的。”
“这几句话又不一致。我们继续，被告妻子是否听从了您的建议呢？”
“她听从了。”她转过去看你妻子，发现你妻子一直在盯着她看，这让她很不自在。“她说那就去钟磊的叔叔家呆几个月，散散心。他叔叔在长白山，那儿的风景确实可以让人摆脱伤心。”
“那他住院的这几个月，邻居们问你丈夫去哪儿了，你怎么说？”
“嗯，我说钟磊去叔叔那儿了。”
“当时被告确实有几个月不在家里，被告的妻子也的确告诉别人他去了叔叔家。我们查过被告有一个叔叔那时独自一个人在长白山守林。很遗憾三年前他死于风寒，无法证明被告当时是否住在那里。然而被告妻子告诉我们所谓去叔叔那里不过是你们骗众人的一个托词。她说被告在那三个月里一直在你们医院里治疗。”
“事实是什么样的，你们可以去查呀。”
“问题是我们查不着，没有钟磊就诊的记录。”
“这不是已经查明白了吗？”
“而十二年前您刚好在档案室工作。”
“你想说什么？”
“哦，被告妻子是这么说的，在被告病愈出院的时候，你利用工作之便在被告出院时销毁了他的住院记录，把他的个人档案也从中抽走了。”
“这些都给你，要不是看在老同学的分上，我是绝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谢谢你，全烧掉吧。”
“你不留着吗？说不准哪天就有用得上的时候。”
“永远也用不上了，”她笑了，“他病好了，我们可以重新生活了。”
她又回头看了看你妻子，两个人互相盯了几秒钟，转回来。“可能吗？一点理由也没有，我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等我丈夫病愈了，他还要工作的。”
“留着那些记录也一样能找到工作嘛。”
“那怎么找？谁会去要一个得过精神病的人呢？”
“这倒是真的。不过我确实不能这么干呀，被发现我连工作都会丢的。”
“帮帮忙吧，他住进来后我跟谁都不提，一出院我们就去长春，再也不回来了。”
“原因很简单，不需要我过多解释什么，这社会确实在排斥那些有过污点的人，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米欣红女士，按您的说法，被告从未到过医院治疗过，而档案的事情更是无中生有的，是吗？”
“是这样的。”
“好，我的问题结束了，您必须保证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否则您很可能会被起诉。”
“这我明白。我理解晓平，这事要是我碰上，也会这么不择手段救我丈夫的。”
你妻子突然站起来，同时外面开始打雷。在雨点下落之前她又坐下了。脸上保持着惯有的悲壮。
第二个证人刚进来，你就认出了她。
“刘太太，您一直在医院做护理工作，是吗？”
“嗯，我九五年退的休，之前一辈子都在那儿工作。”
“十二年前，也就是八九年您和一个叫吴琴的护士一起负责您那一组病人的护理。”
“是，不过吴老已经不在了。”
“吴琴于九七年死于心脏病，所以我们只能把您从吉林请来作证。您看看这个人，对他您有印象吗？”
她转回来看着你。雨下起来了，当当地敲在玻璃上。“没印象。”
“您再仔细看看，或许他是您十二年前的一个病人？”
她又转回来。你闭上眼听着雨声。“确实没印象，我接手的病人太多了，大多数都记不清楚了。”
“那么这个女人您见过吗？”他指着你妻子，“她说您那时和她说过几句话。”
“刘护士，你看我丈夫最近怎么样？”
“好多了，我们在慢慢使他忘记从前那些难受的事，他基本上已经正常了。但是我得提醒你，出院后别再提你们的女儿，也别提和女儿有关的话。最好还是搬家，我跟你说，他都忘得差不多了。让他换个环境。”
“行，只要他能好，我们去哪儿住都行。”
“我记不得了，我年纪一大，挺多事都忘了。”
“好，刘太太，谢谢您。您可以走了。那么请问被告妻子郭晓平，刚刚两位证人的证词中与您上诉的材料极为不符，不知您作何解释？”
“我丈夫确实在医院治过病，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八九年四月三号到七月十五号。”
“您有其他的证据吗？比如医生的诊断，或是开药的单子。”
“那些都一起烧了呀。不过我每周都去看他，他一次比一次对我好，最后那回他抓着我的肩膀都哭了。”
“晓平，我是不是太让你失望了？”
“别说了。”他们沿着雨花石路走进草地，一群在地上蹦蹦跳跳的小鸟一拥而起，飞上了树梢。
“你不该嫁我的。”
“你别说了。”
“我要说，我是男人，自己不挣钱，靠老婆养我，还让你花钱给我治病。这成什么事呀？”
“我叫你别说了。一切都能过去，这只是暂时的。”
“晓平，”他扶住她的双肩，“我好了，让我出去吧。我要赚钱，我把烟酒都戒掉，我要对得起你。”
因为他哭了，她也忍不住哭了。
“但这些并不能证明什么，您还没有新的证据。”
“新的？我有，那个叫张雨卉的是被奸杀的，是吧？”
“这一点已确定无疑。”
“毛毛死了十多年，我们为什么没再要孩子？”
“被告已经说过，他已不想生别的孩子来替代毛毛。”
他吻着妻子，闭上眼睛解开她睡衣的扣子，妻子的头发从他脸边滑落。左手握着她右侧的乳房，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腰。他睁开眼睛，灯在开着，他看见妻子平滑的腹部。妻子在下面搂着他的肩，而他停住了。
“不想生？那是他不能生。”
“我们再试试吧。”
“算了，我真的不行，我一到这时候就想起毛毛，圆鼓鼓的肚子，里面都是水。”
“能试着不去想他吗？”
“不想，你叫我怎么不去想？她是我女儿，我害了毛毛啊。”
“他住院前得下了那种病，后来出院了，但还是那样，虽然他已经不记得毛毛的事了。”
“我原来就这样吗？”
“没什么，大不了不做呗。我们两个是禁欲的老苦行僧，等着得道成仙哪。”她笑起来。
“这不行，”他下床点灯，屋子里突然亮了。“我们离婚吧，不能苦了你。”
“把灯闭了！我不答应。要知道，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才结婚的。”
尽管前来旁听的人不多，但议论的声音很大，像一群蜜蜂在你周围飞来飞去。你站在被告席上双手插在一起，听着他们的嘲笑。你已无法忍受他们的轻蔑，对于你，对于一个男人的轻蔑。“我没有病。”话一出口你就后悔了，然而你还得说下去，既然选择了一条路你就下定了走到底的决心。“从没有过病，那只是对你，一点感觉也没有，对别人我不这样，你放弃吧，别自作多情了。”
“不可能的，”她摇着头，带着绝望的悲壮神情摇着头，“不可能的。”
你知道你彻底伤了她的心，同时也在撕割着自己的心。你瘫在被告席里，双腿支撑着勉强站住，检察官说了一长串的废话，注定是败诉，谁也改变不了。然后是法官，他说判你死刑。你已经是第三次听到了这样的判决，很高兴没人再问你是否上诉的问题。这是最后判决，不再有任何机会了。结束了，一切都完事了。你赢了，奖品是死亡。十五日后领取。
你看看你妻子，她在一侧静静地笑了，从今以后她终于可以不必再四处奔波了，不必再被噩梦一夜一夜追个不停了。她尽力了，这样即使你死了，也没人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