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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沫仿佛堆在路边的柳絮从一侧飘到另一侧。我姥姥在沙发上坐起来，手里还织着毛衣问他谁死了。张爷爷将象棋摆好，“下棋吧，”他盯着棋盘说，“什么也不比象棋重要。”我表弟把线团从沙发上滚到地上，然后又兴高采烈地缠回。“到底是谁呀？”我姥姥又问了一次。我表弟抱着线团向里屋跑去，他想看看这紫红色的线团究竟有多长，能把他一直带到哪里。“毛毛，对楼住的那孩子。”我姥爷喝了一口吹凉些的茶水，咬着滑进嘴里的茶叶。茶叶散出浓烈的苦涩，他又吐回杯中。而那边的我姥姥则将针抽出来插在没有袖的毛衣上，从花镜上方看着张大爷，同时起身拉开风扇。吐回去的茶叶在杯中缓缓张开，下沉，最后降落至底，消失在深褐色的茶叶之中。“棋收起来吧，”我姥爷点起装满烟丝的烟斗，“给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毛毛的死讯传遍了整个社区。
那一年我九岁，或许是十岁，不会更大一些。整个夏天也没有下过一场雨，老人们搜寻了记忆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这么奇怪的天气，此后也一样，哪一年都没能热过那年。我姥姥禁止我们在上午九点后下午五点前出去。前后一个多月里她讲了七次她是怎么看见那个人被一点点晒成水汽的，就好像从一街到七街的每条路上都发生过似的。“我们都是糖捏的，”她在冲橘子粉的时候告诫我们，“像这样，一烫就化掉。”每天早饭后她都要配好各种果味的饮料放到冰箱里。为了抗衡炽热的气温，那台八八年就买来的冰箱时刻都在无力地驱动着充满噪音的发动机。我们封死了所有的窗户以抵挡高温的侵袭。在那一刻烟雾弥漫，风扇和冰箱交替鸣响，透过玻璃我们能看见白云之下热气的流动，就仿佛火焰上方的空气那样凝在一起。他们刚刚开始说话，我姥姥就让我和表弟回屋里午睡。她从充满柠檬味的冰箱里拿出两瓶葡萄汁放到桌子上，“喝完就给我躺到床上去。”之后她抢回我表弟手中越变越小的线团像个放风筝的人那样走遍每个屋子将散落一地的毛线一点点缠回去。“才十六岁的姑娘。”我退出房门的时候张爷爷说。
天气热得无法入睡，阳光透过玻璃穿过窗帘将热量一路送到床上。我们躺在凉席上面，全身热乎乎的，我表弟在床上反复转身，倒在我胸口上，汗流不止。每隔十秒就有一股热风被左右摇摆的风扇吹过来。我双手摸着头顶的白墙，汗渍在墙上留下十指微黑的印迹。后来我们在嘶鸣不止的知了声中睡着了。
到了晚上八点钟以后，人们陆续走了出来。每一个靠在树下的人都在回想着最后一次遇到毛毛的情形。大多数人早已想不起来，对毛毛的印象同他们对往昔的回忆掺在一起，渐渐模糊不清。这使得他们一边扇着当晚的暖风一边随心所欲地描述着死前的毛毛。有人在散发出酱油气味的小卖店里碰到过毛毛，在对面八十九栋的五层楼梯口和毛毛说过话，在挂满葡萄藤的凉亭里和毛毛一起避过雨，仿佛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即使是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也会出现毛毛的身影。我姥爷一直没说话，从铁盒里抓了一小撮烟丝添到烟斗里。我表弟在树下捡了几只断掉翅膀的死知了放在手心给我姥姥看，“为什么这些没被晒化呀？”人们围在一起猜测着凶手是谁。我姥爷敲了敲燃尽的烟灰，以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的声音说：“别猜了，准是她后妈干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毛毛总是往返于她父亲和她亲生母亲两人之间。也没有人能弄清楚她父亲是什么样的人物，打我记事起他们就住在对面八十九栋的第五层与第六层，我们没见过她的父亲与后妈。每天早晨鸟鸣声还未停止时，就已经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停靠在楼下等着他们，他们在人们渐渐入睡时的夜色中归来。有一段时间好像人们在猜想毛毛的爸爸到底是个多富有的人，而现在他却成了我们心中最可怜的人了。
好多人都开始认同我姥爷的猜断，他们不再相信会有其他的什么令毛毛死于非命。聂大娘对此惊叫了一声。她儿子在大连上学，本来打算要在暑假回来的，后来在电话里她告诉儿子等这里下场雨再回来吧，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刚从外地来的人能忍受这场高温，医院里住满了热病患者。整天希望能见到儿子的幻觉使聂大娘成为本社区为求雨而供奉关公的最虔诚的女人。我姥爷没回答她，那些喷出来的烟雾在他面前筑起一道灰白色的屏障。有些人站起来给季三叔让地方。按时将一只灯泡吊到树下，每天晚上九点一刻开始总是他们四个人在蚊虫聚集的灯光下，在四周起伏的风声中度过八小时的夜晚时光，早上五点多才各自返回。这是消磨仲夏的一个不错的方法，而此时其他人还在不安的睡梦中等待天亮。季三叔在突然亮起的灯光中敬我姥爷一支烟。“我说杜老爷子，警察已经说人家是被强奸的了，又碍着她后妈什么事了？”
每天晚上回家之前我都会绕着楼后的花园计时跑圈。我打算再开学时参加区运动会。我妈妈在年初的一个周末为我在省中长跑队报了名。原因在于有一位胡子看上去比头发还要密集的老中医摸着我的手腕和膝盖骨说我是个练跑步的料子。我妈妈对此深信不疑，每星期三和星期五的下午以及节假日我们就被教练的摩托车追着从长春的一头跑到另一头。按照我妈妈的解释是即使有一天我没有成功，也可以凭借这个上一个重点初中、重点高中，甚至更远一点。那天我每次跑到花园附近时总是看着铁栏里的高草放慢脚步，里面依然是漆黑一片，天天都是这样。自从那些红色的彩灯第三次被在此等女孩子的小伙子们用石子一一击碎后，物业局就已经失去了足够的耐心去搭理这种事。人们已经习惯了走在花园里由于看不清对面迎来的朋友而不打招呼的做法。我扶着铁丝寻找着被压下去的高草。所有的草都有我胸口那么高，没有一处凹下去的迹象。除了报警的人和警察以外，谁也不会知道尸体曾经躺在哪里。或许，凶手知道。
我推开门的时候我姥爷正在看京剧。他痴迷地盯着电视，连我表弟在他身旁跑来跑去弄打了水杯也不去搭理。我姥姥从后面抓住表弟，硬是掰开他的左手，夺下他从外面带回的死知了。“这可不是放在杯里养的东西。”说着她不顾坐在地上哭闹的表弟把知了扔进垃圾桶。我姥爷将季三叔给的那支别在耳朵上的小熊猫叼在口中，划起火柴。京剧里的小丑开始翻跟头，一个，两个，三个，他还在向前翻，仿佛用它来代替走步一直要翻到幕后。我姥姥从垃圾桶旁抱起表弟走进里屋，她回来时揉揉鼻子，跑到电视后面看看电源，然后向厨房走去。她返回屋时打开日光灯，观察了许久，突然冲着我姥爷叫了起来：“你把烟叼反了，老头子！”我姥爷将烧焦了的烟扔到茶水中，平静地说：“我在想，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没什么比奸杀更能掩饰罪行了。”
第一部第2节 一一破解
我姥爷连续几个傍晚对邻居们讲出了自己的看法，星期五晚上八点半来此调查的雷奇队长也得知了此事。雷奇队长劝我姥爷不要再乱说了，他说没有找到足够证据之前对任何人的怀疑都会显得很愚蠢，而且据他所知那个叫朱珍珍的女人绝对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后母。然后他坐在聂大娘递过来的板凳上打开调查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作为本社区刑警队的队长，从未留下过一宗遗案，包括那次因为下水道堵塞管道工在井下捞上来一具女尸的案子，以及长期流窜到各小学的女洗手间骚扰小孩子的变态狂的案子，他都一一破解了，前者凶手处在一个最难以辨认的职位上，而后者无法确定罪犯的精神是否正常则很难为其定罪。雷奇队长问我姥爷在那夜一点钟左右是否听到过求救声。我姥爷告诉他为了抵抗热浪的袭击我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敢开窗户了，不时会有虫鸣声和汽笛声透过玻璃传到睡梦中，但确实没有听到毛毛的呼喊。雷奇队长稍显失望地又问了那些打麻将的人。“那天不巧，停电了。”他们回答的时候继续玩着手中的牌。当天十二点多灯突然熄灭曾使他们陷进了一阵混乱。每个人慌忙收好还在桌面上的钱便开始检查灯丝及电路，后来他们确信原因是总闸的问题而不是保险丝烧断了的缘故便一边装麻将一边打算聊点什么。不过他们渐渐意识到自己和别人唯一的话题就是彼此输赢多少的时候，每个人都各自上了楼。“以前偶尔也停过电，”季三叔说，“只是孩子是那天死的，正赶上我们不在外边。”他说由于停电看不了电视，风扇也不能转动，而在白天他早已睡足了觉，他走进厨房将剩下的一点饭菜吃光，然后冲了一杯牛奶，在摇杯子时隐约听到一声喊叫，他以为又是哪一个姑娘失恋后绝望的发泄，温度使所有的声音都产生了错觉，为了不破坏自己多年赌博生活养成的生物钟，他是在五点之前洗完了自己攒了一个多月的衣服才上床的。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我看见了。”这种苍老得令人难过的声音来自姓李的奶奶。她是这栋楼唯一一个还裹着小脚的老太太，裹脚的时间就仿佛她的年龄那样无法猜测。在年初她就对邻居们说她要去敬老院，即使是到了那里自己也将是岁数最大的老人。后来她不时地推迟离开的日期，到上一个月她决定在此再呆最后一个夏天就去享受那种备受其他老人敬重的生活。然而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很多人都已慢慢看出来，假如这个夏天还要继续升温的话，很有可能她将怀着去敬老院安度余生的美好憧憬死在本社区。雷奇队长冲她笑了笑，不再相信她的话，他完全清楚这些疯话不过是将近一百年的经历附在一个人身上所衍变出的怪诞幻觉。上次就因为她说在天亮时曾看到一个从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