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廓清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问题，有可能的话，还应当为一个信仰进步的民族提供进步的灯塔，并且在恐慌时代，矫正任何误导性的大众宣传，使歪曲事实者丧失信誉。
对于这项精神使命，我们是否有所了解？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问题仍然无可避免：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是否真正地、集体地扎根在中国大学的本质当中呢？这个本质是否真的具备塑造大学存在的权力呢？当然具备！不过只是在人们充分地对这本质有所意愿的时候。但谁人会希望怀疑这一点呢？一般来说，大学首要的和本质的特征寓居于他的“自我统治”之中；应当捍卫这一点。然而，这样一项对“自我统治”权的认取，它所要认取于我们的又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否真正地、充分地考虑过呢？或者，我们是否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呢？
自我统治意味着自我确立自己的任务，并且就实现这项任务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自我决断，以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应当所是之人。但是，这些身处中国民族精神的最高学府的教师和学生群体，是否知道自己是谁？如果没有最强韧、最坚决和最艰难的自我考察，人们是否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呢？
有人会说：“是的，我们都愿意把立法者们看作是一位伟大而英雄的国王；但是真不幸！我们的幸福时光早已结束，我们不幸的时代已不允许我们逞英雄或进行伟大的壮举了。立法者们勇猛的性格可能适用于我们先辈们所处的幸福时代；但目前的形势所需要的不是一位王者般的立法者，而是一位能管好我们家财的最后一点残余的谨慎的管家。”
另有人会说：“你说得没错，今日之北大乃是一具没有头颅的躯体，一个没有法规，只有地方官的小共和国。校长、教授可以作为一些高贵的称呼、辉煌的偶像，显得光芒万丈，但他们全无指挥能力，也没有一个人听从他们的指挥：每个院系都有各自的君主，每个君主都只顾自己的利益。有什么样的口才和强制可以把这些如此不和、如此敌对、又如此盘根错节的力量团结到一面旗帜下、团结到大学的精神之下呢？如何能维持他们的秩序？如何能维持他们的纪律和训练呢？谁来担负如此庞大一支队伍的吃饭问题呢？谁能懂得他们各自不同的语言、或指导他们的各不相同、互相不容的利益和习惯呢？然而，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才需要英雄般的立法者。”
无论如何，管家也好，立法者也好，在把自由竞争的企业原则引入大学的时候，都应当清楚，大学改革的任何工作都只有以利他主义、而非利己主义为基础才有可能。今天的改革所产生出来的任何东西，绝大多数都是使未来的后代受益，而非这一代人自己受益。严酷的事实使我们无法相信除了严酷的斗争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创造自由行动的机会，无法想象和平与幸福会在未来的墓地等待我们这一代人。变革的工作不能、也不可能以对幸福的乐观主义期望为基础。
对大学来说，变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让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于学生，当我们超越我们这一代的基础而思考的时候，使我们激动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在将来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应当是大学变革的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
正是从这种职责出发，我们自问：当今北大的变革阶层是否成熟到可以成为大学的领导人物？就今天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在等待和期盼之中。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具备成熟建制的现代大学，其起源并不是单纯由所谓西方的市民阶层自身来缔造的，而且在大学的开篇之时，君临全大学的恺撒式人物没有半点市民气。但现在，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到，在北大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丑态百出，让人们觉得无地自容？那些尚未堕落到与宵小之辈同流合污的人，早已忍无可忍地看够了知识侏儒们令人作呕的表演，这些表演充斥于这所大学历来的种种高论当中，也充斥在民间和公众对大学的态度当中。北京大学开篇时的那种气吞万里、威震全民族的声势，对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了太耀眼的阳光，照得市侩知识分子群不知所措，迟迟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北大市侩知识分子从上到下的这种侏儒气并非由经济原因造成，也不像人们常常错误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利益败坏了道统，因为所谓利益政治在其他国家的大学并不下于北京大学。北大知识分子群落之侏儒气的真正原因，是这个阶层历来的、甚至是天生的布尔乔亚性格。在北大，早已落魄了的市侩知识分子小圈子，总喜欢自作多情地津津乐道以往历史上的某些业绩，而某些焦虑万分的人甚至真会被他们所迷惑，以为他们是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后裔！但实际上他们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无足轻重得多，因为他们既没有半点行动魄力，也没有丝毫的民族激情，而这两者恰恰是北大幸福时代的灵魂所在。一些落魄文人只是小有政治手腕的可怜虫，他们根本缺乏一个有志于领导权阶层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
须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耽误了一百年的工作，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对北大新一代立法者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即使他们有心补上这方面的课程，现在是否为时过晚呢？但不管怎么说，北大此次变革举措已经向人们表明：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被变革者的外部生存环境，而是变革阶层的政治素质；从具体的变革措施中，我们也能感觉出：目的也不再是以往所要考虑的要使每个人都幸福，而是要达成大学精神的再次联合和塑造。北大新一代立法者似乎已经意识到：任由人数日多的半吊子社会政策家们（恕我如此称呼）齐声叫卖陈芝麻烂谷子，将更不利于补救百年来缺失的课程。同样不能让人忍受的，是那种让人说不出有多难受的小市民的软心肠态度，不管他多么温乎乎地富有人情味。
北大的新一代立法者必须达到一些要求：法律的用语对每个人都能够唤起同样的观念。
当年，法国宰相黎赛留同意，一个人可以向国王控告大臣，但是他同时规定，如果这个人所控告的事情并不重要的话，就应加以刑罚。这就必然阻止一切人将对大臣发起的有意攻击，因为一件事情重要与否完全是相对的；对一个人重要的事情，对另一个人可以是不重要的。法律的体裁要精洁简约。古罗马《十二铜表法》是精简谨严的典型，是“必要的诗歌”，小孩子都能把它们背诵出来。《查士丁尼法典》是繁冗散漫的，所以人们不得不加以删节。法律的体裁要质朴平易。东罗马帝国的法律是完全没有威信可言的；立法者们被弄得像修辞学家在讲话。当法律体裁臃肿的时候，人们就把它当做一部浮夸的著作来看待。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25节 变革的精神难题
２００３年，北京大学以任何大学都从未尝试过的巨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它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它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大还是要小，目前来说，谁都难以分得清、问得明。但我深信，北大仍将从传统中继承大部分的感情、习惯和思想，新一代立法者们甚至也是要依靠这一切来推进变革，他们不可避免地将用过去的砖瓦建造未来的大厦，不管他们是不是情愿这样做。这次令人瞩目的变革，无处不在北大自己和各个大学的内心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概念以及一种变革与改良的朦胧希望；但谁都猜不透这场变革应该是什么样子。
对新一代立法者来说，下面的问题是应该记在心里的：这场变革确实像人们所感到的那样异乎寻常吗？它确实那样锐意革新吗？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他的真正特点是什么？它的深远效果是什么？它具体摧毁了什么？它具体创造了什么？而对大多数人有利益牵扯的人来说，这可能只意味着一次转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只消从中渔利就可以了。基于这种思想，人们密谋策划，多方准备。猎物既然在前，人们便争夺起来，既相互分裂。又相互接近。人们对情况不甚了解，又抱着万种希望。惟独忘记的是这场变革对大学精神将带来的影响以及它与大学精神之间的复杂纠葛：
第一，大学在人员的事实构成上是个小社会，在这里，可以找到几乎同大社会同样多的差异和阶级。在北大的早期发展中，人们在这个巨大的团体内部仍可以看到某种一致精神。它使整个团体遵循某些固定的规则，按照某些一成不变的惯例治理，并维系全体成员的某些共同思想。２００３的变革举措无疑对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的一致精神造成了冲击。在４７条措施中，特别突出的是对国外大学文凭的强调以及对本土甚至本校文凭的削弱。这事实上并不是自由竞争机制，而更像是配额制；海外文凭的配额增加，本土文凭的配额相应缩水。进一步，这势必会造成“海归派”和“本土派”之间的摩擦甚至嫉恨。更让人关心的是，这些举措将教授转为终身的同时，又把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的讲师和副教阶层抛人如履薄冰的境地，这个阶层必须承担变革所带来的竞争失败的全部风险，必须在刻苦工作的同时为承担命运的无常变迁做好准备。就学生的普遍感受而言，在北大这个庞大的集团中，教授阶层往往只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它既丧失了对大学、对青年教师的影响，也丧失了对学生的影响。教授阶层因富足和安全而自我孤立于有见识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之外。它认为自己始终忠诚于先辈的榜样。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当他们模仿先辈的榜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