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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逼良为娼，不惜把它改造成五星级宾馆吗？——当然都不会。只怕连那边最利欲熏心的商人也会反驳说：没有卢浮宫的巴黎还像巴黎吗？没有巴黎的法国还像法国吗？换句话讲，恰是因为有了这些镇国之宝，巴黎的风情才有它的文化韵味，巴黎才会成为世界文化之都，甚至巴黎本身才会有它的巨大商业旅游价值。事实上，处于任何国家文化顶尖上的人文学术，也都正是这样的镇国之宝，它的潜在价值根本就不能从任何一个局部（包括从一所学校内部）去理解，正如对于一头青丝的合目的性，也只能基于担心秃顶的整个人体系统去理解，而不能斤斤计较地去追问每一根头发。循着这种逻辑，真正到位的问题毋宁是这样的：如果北大没有了它所擅长的人文研究，那么我们整个学校会不会变成秃顶？如果北京乃至全国没有了北大，那么我们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会不会变成秃顶？
当然，打这种比方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眼下已经真有资格跟人家塞纳河畔相提并论了。相反，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包括由于我们的政府不像法国政府那样热心文化，北大的人文研究如今同样是问题多多，有时简直是破落得惨不忍睹。可也因为这样，这种传统优势的系科就不仅不应再遭冷落，使之只能继续抱残守缺下去，反而应当受到最精心的照顾和催生，以期焕发为一个重要的知识增长点。当代中国之迫在眉睫的发展困境，并不是只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就可以摆脱的，而需要更大的手笔从基本理念方面进行突破，这就给了酝酿“大智慧”的基础人文学科以巨大的用武之地。因此，我们倘能促成这种传统优势的现代转化，则不仅会重新奠定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基础，而且会帮助在整个北京逐渐保养出一种类乎塞纳河畔的精神氛围，从而以中国学术之逐渐加强的创造力以及这种学术文化之逐渐增长的向心力，来同步地伴随和推动中国国运的上升。我认为，这样一种对于自身传统的有效激活，远比跟在别人后面步步被动拾人牙慧地追逐什么“一流”“二流”，要更加符合北大的实际条件，更加富于深沉的历史感，也更加具有本土的主体性与主动性。——由此北大才能不辜负它自己的辉煌历史，不辜负国人对它的厚爱甚至偏爱，也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著名大学之林。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于京北弘庐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0节 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
甘 阳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在２０００年的新版《大学之理念》中曾提出：“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负现代大学的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和想像力的重大挑战。”
我在２０００年底收到金耀基先生寄赠新书时，曾即刻发表了两篇评论，分别题为《华人大学的理念》以及《华人大学与通识教育》（收入拙著《将错就错》）。在这两篇评论文章中我认为，金著《大学之理念》旧版与新版相隔１７年，其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即旧版《大学之理念》主要讨论的是“西方大学的理念”，而在新版中作者已经开始思考“华人大学的理念”。但我在评论结尾中亦指出：“就今日华人社会例如中、港、台的所有大学而言，根本的问题乃是华人的大学基本尚谈不上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亦即远未确立华人大学的理念”。
一、 华人大学：独立自主还是附庸藩属？
今天讨论北京大学等国内大学的改革问题，不能不重新提出这一“华人大学的理念”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这方面，香港高等教育界在２０００年前后对香港高等教育的检讨和反省，是值得国内高等教育界人士深思的。因为这些检讨和反省虽然主要针对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但却对华人社会的所有大学有普遍的意义。我个人印象深刻而一直存留的一篇文章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香港明报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４日“世纪版”），而丁教授的文章又是呼应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一篇文章，题为《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这两位先生在一致指出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时，又都同时引用了原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杜祖眙教授的一个看法，来概括香港高等教育也是所有华人大学面临的最大危险，这就是杜教授所言，在一个西方为主的全球化世界中，华人大学如果“放弃了学术的独立自主，便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
如果综合这四位香港高等教育者的看法，则我认为“华人大学的理念”之核心问题实际已经非常清楚，这就是，华人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我们现在担心的问题恰恰是，最近北京大学等的改革方向，是否会导致失去中国大学在思想学术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独立自主，是否会反而主动自觉地把北京大学等变成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
我略觉遗憾的是，最近丁邦新教授在介入关于北大改革方案的讨论时（见《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６月１９日），却没有能阐述发挥他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一文的精辟见解，从而没有提醒国内大学改革可能面临的最大陷阱即失去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自主而变成西方的“附庸藩属”。我不大相信丁邦新教授现在会放弃他三年前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基本看法和立场，因此只能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丁先生还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现在不折不扣地正在同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丁先生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中所提出的妨碍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弊端，似乎现在恰恰是有些中国大学当局认为最需要模仿的先进经验！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下面有必要大段引用丁邦新教授讨论香港高等教育问题的原话，以说明不可把弊端当经验。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1节 中文为主还是英文为主？
丁邦新教授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一文的所谓“何去何从”，就是指香港高等教育是要走“独立自主”的学术之路，还是永远做西方的“附庸藩属”。而在他看来，香港高等教育的体制性问题如果不改革，那就很难走上学术自主的道路。他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华人大学要坚持学术独立自主必须解决的最关键的体制性问题，即第一，“建立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第二，要明确“写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用中文是天经地义的事”；第三，在“学术成果评鉴”方面，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动辄就请外国专家来评鉴，因为“香港的学术水平应该由自己来判断”。
下面让我直接引用丁邦新教授的原话，因为这些话几乎每一句我都从心底里赞成，而且我不可能比丁先生说得更好了。
首先是中国学者应该以什么学术期刊为主发表论文的问题。丁先生说：“期刊的好坏如何判呢？大家以同一学门公认的第一流期刊为最好，这些期刊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出版的。这里牵涉两个问题：第一、有些学问没有地域性，理工科大致如此，容易有公认的标准。人文社会的研究却很有地域性，美国出版的学报很少登纯中国的研究，唐诗是中国的瑰宝，美国有多少一流学报登研究唐诗的文章？外国的汉学家不敢研究唐诗的大家，如杜甫李白，因为古今的评注就难以掌握。这须中国人来作，在哪里发表呢？美国第一流的汉学期刊吗？中国经济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研究得当可以给许多开发中国家参考，但主流经济学期刊关心的是理论，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不会有多大市场，而且外国期刊为什么要提供许多篇幅给研究中国的论文？这合于他们国家的利益吗？由于英美第一流的汉学期刊很少，我们学者以英文撰写的论文努力挤进第二流的期刊，以致我们自己的期刊稿源不足，更严重的是重要的研究没有人肯化时间去做，完全扭曲了学术发展应有的走向。”
第二，由此就立即涉及，中国学者应该用什么语言文字为主来写作学术论文的问题。丁邦新教授说：“目前理工科学大部分期刊都是用英文发表的，英文已经成为世界语文了。这一不争的事实是不是跟英美国家的强盛有关呢？为什么重要的学术论文不能用中文发表呢？英文并不是中国人的母语，用不是母语的语文发表意见总不如用母语来得准确，人文社会科学牵涉许多中国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英文来表达呢？我们不能否认，用第二语言总没有第一语言纯熟。那么写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用中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要以英美学报为标榜？如果学人文的人对自己的语文都没有信心，这个民族大概也就前途有限了。如果有充分信心，何以不能建立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
最后，丁教授严厉批评主宰香港各大学财政命运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不相信香港各大学在学术上的“独立自由发展”，总是要请外国的专家来评鉴香港学者的水平。例如以“研究成果评鉴”来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首先“请了好几位外国专家来解释如何评鉴”，因为“主事的人大概觉得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也是香港一般人心态，却不了解美国人念的经和香港的版本大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