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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一边倒”当然不是反对吸取他国的经验，也包括美国的经验。但第一，必须是“大世界”，真正面向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地区，而不能是“小世界”，局限于某一国；第二，要学其“根柢”，而不是其“皮毛”。
就以这次讨论中经常提到的“终身制”来说，欧美各国实行这一制度，是以“学术自由”为其内在理念的；如果我们只搬来“终身制” ，而不同时实行“学术自由”，那么，“终身制”在中国很可能就变成维护既得利益的制度，而完全变质，这就会发生许多朋友所担心的“南橘北枳”的悲喜剧。
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引用了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一段话：“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如果我们真的要向美国学习，是不是应该认真地听取一下这位校长对哈佛大学的基本经验的总结呢？
这里，还有一个从哪里去吸取大学教育的思想资源的问题。除了要有开阔的世界视野以外，中国传统的经验自然也是不能忽视的。而我所想强调的是２０ 世纪的中国经验。听说有人把这次北大的人事改革称作是继蔡元培之后的第二次改革。在北大，要搞改革，必要打蔡元培的旗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知道蔡元培的改革不仅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做支撑，而且有教授评议会这样的大学制度作保证，如果离开了这些基本理念与制度，或者借口“时代变了”而不准备认真实行，那么，继承蔡元培的传统不过是宣传而已。除了经验以外，中国大学（包括北大）的百年改革留下了不少教训，如果不认真总结，重走老路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而最感不解，也是一直想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教育家、教育改革家总是有一个“赶超先进国家”的情结，而且要追求“跨越性的发展”？这样的“赶超”思维和战略本来是来自经济建设方面的：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其实就是“赶美超英”、实行“跨越性发展”的一个尝试，其结果是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灾荒、使国家元气大丧。可见即使是经济建设，这样的“赶超”战略还是有许多问题的。现在，又要用于教育与学术，思想与文化，可疑之处就更多了。如果说，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确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在某些方面（如教育发展的规模、受教育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等等）也有可比性，但就总体而言，却很难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先进的西方文化，落后的东方文化”，或者“先进的西方教育，落后的东方教育”这类说法是很难成立的。这里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民族性的问题；在不同民族的文化、教育之间，是不能区分优、劣，先进与落后的，自然也不存在“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只有相互吸取、交流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吸取、交流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与教育都对世界文化与教育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是有疑惑的，我以为，“创建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也许是更科学、更切实际的。中国这样的大国的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用不着预设一个所谓“世界标准”。这样的“世界标准”落实下来，一定会是以某一个国家（例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人们心目中的苏联以及今天某些人心目中的美国）或某个地区（通常是西方世界）的教育作为“样板”，如前所说，这就有丧失我们的教育、学术、文化的独立自主性的危险。或者是以那些具有可比性的“硬件指标”作为标准，事实上，这些年有关方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努力，也是集中在硬件建设上，我不否认这方面的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但如果以为硬件上去了，就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以为硬件建设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有世界性，那就进入了一个大误区，这不但会因忽略软件建设，有可能导致空有大楼，而无人才，更失精神的恶果；而且会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投资的问题。坦白地说，明眼人早就看出，这次北大改革，其动因之一，就是向国家要钱。
在有些人看来，只要有了钱，就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教育投资固然是办学的基本条件（我们国家也确实存在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在这方面还需要做许多努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大学的理念、制度与人才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大学在体制上的弊病不革除，投资多未必产生好的经济效果，大量的资金的流失，在各种名目下被“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私下议论最多的大学腐败就是这么产生的。说得更严重点，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一种心理：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了，有了钱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出于各种动机，被夸大了的“事实”），谁都在打国家的主意：如何将国家“大金库”，变成单位“小金库”，最后按权力大小“分流”到个人。前文所说的大学里的利益集团就很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最后在或一程度上变成一个“分钱”运动，这样的可能性与危险也是存在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9节 “赶超”情结与战略
还是回到“赶超”情结与战略上来。这里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在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当时的“赶超”基本上是限于经济的范围，在文化、教育上，倒是自认为由于自己政治上的“先进”，自然在文化、教育上先天的是“世界第一流”的——如果有不足，也是与同样在政治上先进的苏联有差距，因此，要以“苏联的今天作为我们的明天”，以“东方莫斯科大学”作为改革目标。而当时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是要竭力“藐视”的，因为它经济上固然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但政治上落后，文化、教育上自然也落后。但到了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以及２１世纪初，我们却要把经济上的“赶超”扩大到文化、教育上的“赶超”，这背后也是有一个理念的，即“经济落后，一切都落后，文化、教育也必然落后”，反过来，“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都上去了”。这样的“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决定一切”，看似相反，但在不承认文化、教育、学术具有独立的逻辑，独立的价值，将其视为或政治或经济的附属这一基本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教育、文化、学术独立自主性的匮缺，正是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不变的根本问题；因此，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发现以“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为旗帜的大学改革的思路里，依然是沿用政治的逻辑与经济的逻辑，而不是教育的逻辑、学术的逻辑，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至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跨越式发展”的策略，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思维与经济思维的产物。它追求的是政治与经济（市场）的轰动效应，而很少考虑教育与学术的循序渐进，积累式的发展这样一些基本逻辑，“欲速则不达”这类基本常识。企图通过所谓“新举措”，就能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局面”，上一个“新台阶”，如果仅仅是作为套话，不过是宣传而已，如果真的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那是十分危险的。事实上，由此造成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浮躁、浮夸……已经严重地败坏了中国大学的学风与校风，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当人们（从各级领导到教师）都忙于应付花样百出的“新举措”，忙于应付各类检查而不得不做出种种表演姿态时，不仅改革成了一句空话或一堆报表，连日常的教学工作都无人也无暇过问了。其实任何一个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有现实感的人，都知道，中国大学现在最需要的是，坐下来，静下心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始终流传着“诺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老话，过去是由于政治的混乱，现在则是商业的冲击与行政的干预），老老实实教书，做学问；“赶超”、“跨越式发展”之类的口号，都显得过于高远，弄不好还是“皇帝的新衣”：这是许多人心里都明白，谁也不愿说破的。
中国的大学当然要改革，“创建第一流大学”仍然应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但在我看来，首先要做的，一是前文所说，先要弄清中国大学的现实的“问题”在哪里，以便对症下药；更准确、全面地说，要弄清“现状”：哪些是必须改的，哪些是应该坚持与发展的。二是要从根本上思考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制度问题，就“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应该是什么？大学的目的、作用何在？什么是一流大学？”这样一些基本的学理进行深入的讨论与研究，从而使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与主观性，这对中国大学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可惜的是，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总是忙于应对现实中的各种具体问题，而缺少这样的有距离的、超越性的根本思考，缺少探索基本理论、原理问题的兴趣与迫切要求。但事实上只要是办教育，搞教育改革，就会有理念的支撑；结果，我们很容易就与时俱进，追逐各种时尚理念，于是，就有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北大就曾宣布过“面向社会，适应市场”，“使学科建设和教学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改革的“指导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