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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宝贵的部分，是大学抗打击和求发展的生命力的底蕴所在，对于稳定大学的风格和水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聪明的校长都懂得：对于这种已经形成的精神应该珍视、哺育并且使它变得更加适应时代的新的需要。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清华精神”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耻不如人。清华是个“赔款学校”，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大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华可称道的是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可参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的日记与书信），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３０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１９３５年“一二·九”清华终于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心堡垒。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献身意志。在文革中，眼看中国在科技上日益落后居然还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来的领导人痛心地说：“什么崇洋媚外？！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个人学习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学或教研室出国人。“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第二是讲究科学。清华改大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梁、王、陈、赵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一点，构成清华与北大办学的风格不同，其原因除上面提到的社会因素外，还同梅贻琦在美受的理工科教育背景有关。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是重视实干。早在３０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竖立着一块碑，上书“行胜于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思”，不在“行”，但进入２０世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实用”。全国解放后，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实干”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细密的操作程序和系统，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担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作风。清华每年招生高居龙首，无可匹敌，也是因为它给学生家长与学生本人一个扎实可靠、稳定有序的信任感。从根本上说，“实干”同“后现代”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解放后清华改工科后，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与文科不同。罗素说：“技术给予人的能力是社会性能力，不是个人的能力。科学技术需要有在单一的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大量个人进行协作，所以它的趋向是反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反个人主义的。”（《西方哲学史》第６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工程训练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对个人作用不像文理科那样看重。长期受清华精神熏陶的人在工作中比较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一班人的团结。这也是清华人同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比较契合之处。
在清华学校时期，梁启超先生曾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生。后来，这八个字就作为清华的校训，对师生都有深刻影响。也可以说，这八个字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华师生的精神风貌。清华九十年的历史多灾多难，但“灾难铸就辉煌”。灾难所激发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清华历史。而其中最动人的我以为是两段：一段是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于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另一段则是在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在“连洋人的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这两段，一段是在帝国主义军事压力下，一段是在经济压力之下，而两种压力都曾把华夏民族推向毁灭性的边缘。拯救民族的集体尊严意识是清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清华人的个性主体意识是很强的，以致给人以“高傲”的印象。但这种个人意识总是和民族尊严联在一起，并且对于那些最优秀的清华人来说：民族尊严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最顽强的部分（闻一多是突出代表）。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产生的过程中很少与民族利益联接，甚至是以民族主义为其对立面的。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尊严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几乎不存在西方观念中的纯然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人的个性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不可移易的。但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个性化趋势将同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的精神纠结在一起，形成中国知识分子解放的独特道路。
第五部分 大学之魂第74节 自强不息
清华校训中除“自强不息”，还有“厚德载物”四个字。它要求清华人具有如大地般博大与宽厚的胸怀。这一点，就大多数清华人的行止来说，是无愧于祖先遗训的。文革前，蒋南翔校长说清华是个“不漏气的发动机”、“万人顶风船”，由此得了个“搞独立王国”的罪名。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窥出清华人“抱团”的特点。一所大学形成“封闭式结构”很不好，但在开放的前提下，能够万众一心的团结也是一种难得的状态。清华敢于组织多科性大兵团作战，例如原子能反应堆研制、密云水库设计、小卫星的研制……大多仰赖这种难得的抱团精神。“清华精神”中也有弱点，比较突出的是形而上思维的贫困。回顾清华九十年的历史，虽然学术巨人和科学巨人林立，但对２０世纪发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甚少。学术巨人与思想巨人还是有区别的。清华在未来的三五十年内能否为世界提供卓越的思想巨人，是清华能否成为一流著名大学的关键所在。而思想巨人的产生又有赖于自由和创造的思想氛围。过于急功近利的办学思路不可避免地抑制形而上的创造性思维的培育。
但这里要说明的是，自由的创造性氛围是产生思想巨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目前我国的人文学者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着单一化的缺陷，较少有人对我国社会、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变化做深入的研究，而且对这些领域心存畏惧。囿守于中国传统观念或西方启蒙主义桎梏，这是中国缺少人文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于１９９６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短文：《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这种“会通”包括对于经济、科技、人文知识的会合变通。这就需要人文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从这个角度上说，清华有可能促成这种合作，从而成为新的人文或科学思想诞生的摇蓝。
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碑文中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同样，大学精神总是不断地被“俗谛之桎梏”所囿。在清华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一些目光如豆、心胸狭窄、醉心声色名利的“清华人”，他们写下了清华的负面传统，即蒋南翔校长所指出的卑微的洋奴思想与浅薄的市侩气息。在现今，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这种负面传统有扩展趋势。对于一个班、一个班地留学美国这件事，外人将清华讥为“真正的留美预备学校”。我们不宜如此狭隘地看待这个问题。但扪心自问仍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即使从“世界主义”的眼光上看，优秀人才过分集中于个别发达国家，将会导致地球上贫富差距的加大，而贫富不均是世界上产生动乱与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清华的一名教师，我担忧的是广大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意识、民族尊严意识的淡化。这种淡化趋势发展下去，不仅是清华优良传统的失落，而且是一个民族的沉论。
西方有的学者认为，西方与东方的冲突，第一个回合是以军事战争的形态出现，第二回合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