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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出现了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意大利的萨里诺大学，德国的科隆大学、海德堡大学等。那时的大学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办大学的宗旨主要是培养牧师和僧侣。因此，神学是大学教育的核心科目。此外，还讲授语法、修辞、逻辑、法律、天文、几何、医学、艺术等。虽然大学是受世俗政权和教会二者庇护和垄断的机构，但并不由他们直接予以管理，且由于处在边缘地带并常常协调他们的磨擦而拥有一定的自治权。而且，大学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力。所有的教学科目和内容都允许自由讨论、自由辩论，包括神学在内。神学在教堂中被认为是已经确立的真理，要求人们毫不怀疑地接受它；而在大学中，神学也是可以在一定的限制下进行讨论和辩论。学者们并不会因此而受到迫害。中世纪的大学一经产生就争取到了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权利，这对现代西方大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世纪的大学虽带有浓厚的职业培训色彩，但教学科目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因而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博雅教育（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英国牛津大学自建立之日起，始终坚持博雅教育理念，教授文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博雅教育的三大目标是：了解自然、社会和人生；掌握一定的清晰表达、科学方法的训练等基本技能；形成对学问的忠告、宽容的价值观以及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大学随着逐渐摆脱了教会的仕女和附庸的地位之后，她日渐成为学者们自治和自足的学术机构，在喧闹的社会之外静静地从事学术探索和知识传授的活动。大学培养的人也不再是宗教界人士，而是改变社会风气的有知识、有教养的绅士。１８５３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并长期担任爱尔兰都柏林新天主教大学校长的约翰·纽曼将其一系列演讲整理出版，名为《大学的理念》，系统阐述了英国大学数百年的办学传统和他本人关于大学的理念。该书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认为：大学乃是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他强调指出：大学传授的不应该是实用知识，而是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博雅教育，因为大学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或造就有智慧、有哲理、有修养的绅士；大学的职责就是提供智能、理性和思考的练习。与反对大学传授技能的同时，纽曼还反对在大学里从事科学研究。他说：“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纽曼的大学理念既反映了从中世纪直到１９世纪欧洲大学特别是英国大学的基本办学宗旨，也对后来的大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当这些传统仍在一些大学得以保留的同时，欧洲１８至１９世纪也出现了新型大学。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技术进步的影响，要求大学为社会培养高水平实用型人才。德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１７世纪末建立的哈勒大学和１８世纪建立的哥廷根大学开始鼓励学术探索活动。１９世纪初，德皇威廉三世曾谈及大学教育对德国走向强盛的重大意义：“这个国家必须用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他还指出：“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从法军占领下的哈勒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为基础，德国于１８１０年正式建立柏林大学。围绕新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在德国曾引发了较长时间的争论。其中谢林、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都强调新大学应注重学术研究，大学的本质是追求科学。当然，对新的大学理念进行系统论述并产生关键影响的是洪堡。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55节 相对独立
洪堡认为，大学首先应当相对独立。大学要摆脱国家政治和经济不恰当的干扰，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和目标追求，而不是仅仅成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国家必须对大学提供支持，并采取措施防止各种弊病侵害大学的健全发展；而大学也应当履行其对社会的责任。他认为这三点是一致的。相对独立和学术自由是献身学术事业的先决条件，学术事业将开阔学者们的视野，增强学者们的判断力和责任感，从而更主动地承担为社会服务的责任。而且，保持相对自由的大学是国家和社会的一支校正力量，以便能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力量的东西，并将社会引向一个绝对健康的方向上去。
洪堡特别强调大学应当研究学术，发展科学，大学应“惟科学是重”。关于发展科学，洪堡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五原则”：第一，科学是某种还没有得出完全结论的东西，还没有被完全发展、完全找到的东西，完全性的结论取决于对真理和知识的永无止境的探求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自我行动原则上的不断反思；第二，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和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的行为准则的反思。惟有通过研究、综合与反思，科学才能与手工业区别开来；第三，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仅仅是第二位的。当然，对真理进行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第四，科学是与大学联系在一起的。惟有通过对学术的研究，与科学打交道，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惟有这样，他们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个性，然后他们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第五，大学的生存条件是宁静与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在上述五原则中，洪堡十分强调大学的宁静与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宁静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只有处在这种环境中，才能使注意力高度集中，从而引起创造性的工作。因此，宁静与自由的确是做好学问的重要前提。洪堡还认为，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国家的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学术自由能促进大学的繁荣，大学的繁荣与科学的发展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国家应为大学的自由与宁静创造保障条件，而不是让大学直接服从于国家的种种眼前需要：“就整体而言，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该确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最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带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这里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学”与“术”分开。应用性、专业性、职业性的“术”的研究与教育不应在大学进行，而应放在专业的高等专门学校。这种分离并不影响“学”对“术”的巨大促进作用。一旦“学”得以繁荣、兴旺和创新，它对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术”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指出：“大学的真正成就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精神上的完善。”在这方面，他与纽曼是一致的。如果说纽曼的大学理念注重大学的知识传授功能，洪堡的大学理念则强调大学的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双重功能。在洪堡大学理念的指导下，德国建立的新型大学既是已有知识的保护场所，也是新知识的发源之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新大学逐渐在科学发展与高水平人才培养上走在世界前列。德国大学也因此成为世界大学的楷模。与此同时，科学发展对技术的促进也十分明显。１９世纪后半叶，德国工业和经济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洪堡的大学理念不但在德国，对美国也产生了极大影响。１９３０年，以创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闻名的弗莱克斯出版《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学》，阐述了他的大学理念，可以看出明显受洪堡的影响。他认为，大学的存在，不仅表明人类过去的许多业绩值得保存，同时也表明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创造文化。大学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应随世俗的风尚、喜好乱转；不应像报纸和政客那样见风使舵、赶时髦。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对社会风尚保持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避免愚蠢的近乎灾难的莽撞。大学应该庇荫科学家、思想家，使他们免于俗务的纷扰，在最适宜的环境中，专心致志地研究各种物理的、社会的、美学的现象，去研究各种有关系的事务。他说：“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科技、军事、经济都走上世界首位。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大学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地位也日趋彰显。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加之大学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美国的大学理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的功能既不限于纽曼的“知识传播之地”，也不限于洪堡的“知识传播之地与知识产生之地”，而是赋与了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新功能。长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的科尔（Ｃ．Ｋｅｒｒ）称现代大学是一种新型的机构，是多功能、多元化的社会组织，他用巨型大学（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