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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0节 学术独立与学术伦理
１．学术自由与大学之理念
学术自由（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是自由的一种。它是根源于“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学术自由的基本意义，是指大学（或其他高等学府）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识之恐惧的自由。学术自由与大学之理念或功能有密切的关系。大学的理念是一个“知识性社会”（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它的功能则在发展知识、追求真理。以此，大学必须提供一个为教师自由教研，为学生自由研学的环境。盖非如此，大学之理念固无由彰显，大学之功能也难以发挥。从而，在学术自由的概念下，大学的教师有从事思考、研究、发表和传授其对真理之一见一得的自由。这种自由除了受基于理性方式产生的纯学术行规与权威的制约外，不受其他规制或权威的干涉与控制。所应强调的，学术自由并不是大学教师的特权。大学教师之所以应有学术自由，乃源于大学教师之特殊的性格与功能。剑桥大学的艾雪培爵士说：
“在文明的国家里，学术自由已发展为一种受到特别保护之思想自由的角落。它并不是学术界有些人士所宣称的乃个人的特权。学术自由是一种工作的条件。大学教师之所以享有学术自由乃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自由是学者从事传授与探索他所见到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需的；也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
蒙罗（Ｇ．Ｒ．Ｍｏｒｒｏｗ）指出，一个社会如果相信其安定、繁荣与进步需要依赖知识的创新发展，而又不赋予大学以学术的自由则是显著的矛盾。他说：“学术自由之存在，不是为了大学教师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服务的社会的福祉，最终则是为了人类的福祉。”
在今天，学术自由的概念，在自由社会已经相当被肯定了。但学术自由，像思想自由一样，是经历了漫长的崎岖险峻之历史而发展出来的。学术自由不是与大学之诞生而俱来的。现代的大学是中古的产物。中古大学是中古世纪里一盏盏的明灯，是西方知识的中心。但不能忘记，中古是宗教当阳称尊、弥天盖地的世界。大学是教会的附属品，大学教师几全为僧侣，学术是受制于宗教教义与权威的。１３世纪以后，宗教法庭对异端思想之逼害，史不绝书，学术自由是根本谈不上的。就我所知的剑桥与海德堡这两个中古大学，稍稍翻阅其校史，便感到学术理性在宗教的教条下难以透发的窒息。１６世纪宗教改革，有其革命性的意义，也带来无穷新、旧教义与信仰的斗争，使学术依违失措，艰苦备尝。而其时政教的冲突，更使大学在政治与宗教两种权力的夹缝里险无立锥之地。不过，在政教冲突的局面中，到１６世纪末叶，有的中古大学如莱顿（Ｌｅｉｄｅｎ）、海德堡在宗教与政治的开放权威支持或容忍下，已隐隐出现学术自由的观念。此后，到十七八世纪，科学研究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一些非大学的学术组织，如英国的皇家学会（１６６０年）、德国科学院（１７００年）皆取得独立性的地位。到了１７世纪，科学研究进入大学，学术自由的观念从而在大学渐渐发芽。
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重镇，学术自由在美国也可能最发皇，但在一百年前，学术自由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美国的学术自由传统是从欧洲输入的，特别是从非民主的德意志帝国借取来的。在德国，大学全都是公立的，都受国家的监督。但大学有两个公众所认同的权利，一是ｌｅｈ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教师的权利），指教师有不受干涉的教学自由：一是ｌｅｒｎｆｒｅｉｈｅｉｔ（研究者及学生的权利），指教师有选择研究领域及学生有选择学校与课目的自由（学生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在１９世纪末叶的德国，大学教授地位崇高。培克（Ｃｅ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ｅｒ）把大学描绘成“纯粹学术之圣杯的堡垒”，把教授誉扬为“奉事圣职的骑士”。但这是过分浪漫化的说法。德国大学教师皆为国家之公仆；大学之经费皆仰赖政府，学术自由显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柏林大学哲学教授波尔逊（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Ｐａｕｌｓｅｎ）认为，国家有权期待科学研究者证实他们的工作是合理与必需的：“如他们不愿这样做，他们的工作对既存的秩序言，就是一种危险的倾覆。从而对付他们的措施看来是可行并合理的，因为科学研究的机构不止由公权所创立与维持，并且也是专为培育国家与教会的未来官员的。”其实，德国大社会学家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就觉得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之不足，他指出国家教育当局对于教授之聘用有过多的干预。当然，众所周知的，到了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掌权后，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到了彻底的摧残。是年４月，一千六百八十四位教师，或因有犹太血统，或因有反对倾向，全被解职。是年１１月，莱比锡大学的教师更发表对希特勒的效忠宣言，并使他们的学科符合纳粹主义的意理框框。一时之间，竟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物理学”、“国家社会主义的优生学”、“日耳曼的语言学”，令人可笑复可哀。至于是年５月１０日，在纳粹的导演下，成千的大学生，手举火炬，到柏林菩提树洪堡德大学门口，他们一口气烧了两万册所谓有“非日耳曼影响力”的书。这些被烧的书有汤麦斯·曼的、爱因斯坦的、弗洛伊德的。这可说是德国大学史中最可悲的一章。在世界大学史上，比纳粹时期大学的命运更可悲的恐怕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比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有更强烈的反智狂热，对学术自由的摧残也更彻底。纳粹政治化的大学，驱走了一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学者与作家。“文革”则不止以政治污染了大学，还使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肉体上受苦，还关闭了大学，产生了教育的断层恶果。学术不自由之祸害不可谓不大矣，深矣。
从上面这些事象中可以看到，学术自由是与社会的一般自由不能截然分开的。当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时，学术自由是毫无保障的。只有在一个开放的民主法治社会，学术自由才有实现发展的机会。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1节 学术自由与制度性保障
“学术自主”（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与“学术自由”是两个不同但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概念。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精神，则“学术自主”便是大学的灵魂了。在西方大学，有自主性的大学自可以剥夺其某些教师的学术自由（如１９世纪初叶的牛津）。反之，没有自主性的大学也能保障其学术自由（如德国洪堡德时期普鲁士的大学）。不过，大学之自主性，像学术自由一样，在成熟的现代民主社会是普遍地受到尊重与支持的。前面已指出，在中古时代，大学是教会的附属，学术是宗教的婢女，学术并没有一个自主性的领域。它与教义分不开。所以，教权主义（ｃｌｅｒｉｃａｌｉｓｍ）是对学术自主性的最大障碍。
当理性主义兴起后，在巨大的世俗化的趋势下，政教分裂，过去宗教弥天盖地的现象已有了改变。“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就说明政治已独立于宗教之外，这也就是宗教的新的“定位”。学术虽然从“教权主义”中逐渐解放出来，但它却受到政治的干预。大学原是教会创立，现在则为国家所创建或属有。政治固然从宗教世界中取独立，但政治本身的势力却一直膨胀，只有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政治才有其界限与“定位”，而“社会”亦可显现其独立的性格。当政治有其定位时，学术的自主才能有免被政治干预的可能性。我同意艾雪培爵士所说，学术自由与学术自主在最终意义上，都是依赖民意的，惟有当民意了解大学为何而设立，并予以尊重时，学术自主与自由始能获得保障。但是，这一说法只有在民主法治的社会才有意义。在极权主义的国家，不论是左翼的或右翼的，都是属于“泛政治主义”，政治无所不包，国家（或党）之权力了无界限。国家与社会几乎是重叠的。亦即社会非独立于国家之外另有天地。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只是国家或政治权力的学术工具，一种培养“人力”，富国强兵的工具。大学自主或学术自主的观念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我们可以说，在２０世纪，学术自主最大的阻力来自政治，来自行使政治权力的党或国家机构。在纳粹主义的德国，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主的传统，受到右翼的极权主义如何的摧残与打击。在左翼的极权主义的斯大林时代，学术的自主性也是一种虚幻。最著名的莫过于李森科（Ｔｒｏｆｉｍ Ｄ．Ｌｙｓｅｎｋｏ）事件了。李森科是一个粗鲁而野心勃勃的农学专家。他对遗传学只是略识于无的人，他摭拾米丘林（Ｉ．Ｖ．Ｍｉｃｈｕｒｉｖ）的理论（环境可以改变植物的形质遗传），但由于获得斯大林的宠信，压制了一切相反的理论，建立起一种“科学的专制”，对苏联的优生学、生物学、植物学产生长远性恶果。在斯大林时代，科学是与政治结为一体了。沙克洛夫（Ａ．Ｄ．Ｓａｋｈａｒｏｖ）与一些有独立精神的科学家，曾对“李森科主义”不假辞色的抨击，沙克洛夫的奋斗即在为“思想的自由”、科学的自主而努力，他抵制政治对科学的干扰，反对科学的“国家教条”的建立。沙克洛夫的精神是英勇而高贵的，但面临巨大的极权机器，他的命运注定是带有悲剧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