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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教师的聘任制及受聘教师所享有的言行自由是学术自由的核心，也是蔡元培对北大改革最重要的方面，需要详加考察。
（Ａ）聘任（解聘）标准
蔡元培曾在多处说明他的用人政策，其中说得最为详尽的当数他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在北大第二十二学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他说“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这可以说就是当时北大聘任教师的三条标准：学有专长；献身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善于引导学生的能力。这三条无疑都是从学术本身出发确定的标准，是服务于大学的宗旨——学术研究的。另外，鉴于他到任前，北大学生的当官之意远胜于向学之心的状况，蔡元培特意对教师资格作了一个规定：“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以免学生通过官师的援引去做官。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标准都不构成蔡元培聘任教师的阻碍。由于人们对真正的学术标准选人还缺乏充分的认识，所以，往往更习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种种非学术的聘任标准。蔡元培所谓的“兼容并包”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在选聘教师上根本不为那些非学术的聘任标准所束缚。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蔡元培突破过哪些非学术的标准。
（１）文凭。文凭可以成为辨识人才的一个参考要件，但并不是蔡元培选聘教师的主要标准。对于杰出的人才来说，有无相应的文凭都不构成他应聘北大教师的障碍。对于当时国内大学甚少、出国留学不易的情况来说，文凭就更不成其为选聘的依据了。最典型的例子是蔡元培对仅仅中学毕业的梁漱溟的聘任。
（２）资历。北大教师当时并没有等级森严的职称制度。教员分为教授、讲师和助教三种。教授与讲师均授课，助教不授课；教授与助教为专任，而讲师为兼任或特约，按讲授钟点付薪。讲师并不比教授低一级，只是非专任或仅开一门选修课而已。所以，在北大上课的专任教师统称教授。当然，在教授之间所给付的薪水还是有差别的，但这种差别主要不是因为资历，而是因为学术水准和贡献。比如，胡适１９１７年受聘北大教授时，年仅２８岁，他一到校即领教授的最高薪二百八十元。
（３）新旧。蔡元培本人思想趋向新潮，但他聘任教授却是只问学问功力，而不问思想新旧和政治立场。他的名言是：“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最典型的例子是激进派陈独秀和保守派辜鸿铭同时被聘。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蔡元培并不想把大学变成政治立场的竞技场。他认为北大可以提倡学术思想流派之争，可以容忍教师个人的政治歧见，但不应该把这种政治意见之争引入课堂。比如他聘请辜鸿铭不是请他讲政治而是请他讲英国文学；他聘请刘师培也不是请他讲政治而是请他讲中国古典文献。也就是说，他所看重的是辜鸿铭和刘师培的学术专长，要求他们在课堂上传授给学生的是这些专长而不是别的东西。蔡元培自己是这样说的：“对于教员，以学旨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纵然蔡元培不得不容忍辜鸿铭这样的人有时在课堂上发表他的政治意见，但我们很难想像蔡元培会允许辜鸿铭完全把英国文学课走题为中国政治课。虽有学问，但在课堂上信口开河，随意走题，这并不在学术自由保障的范畴内。蔡元培是否为此解聘过教员，尚待考；但至少就我现在所看到的资料，胡适在任文学院院长时解聘过中文系一位资深教授——林公铎，就是因为这位教授虽有学问，但喜欢标新立异到离谱的地步。别人问他讲唐诗讲些什么人，他说是准备讲陶渊明。他上课常常发牢骚，说题外话，一个学期讲不了两首诗，讲到的还随口乱说。蔡元培给北大所赋予的是学术自由，而不是把政治立场带进课堂，这一思想与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中所传达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
（４）土洋。在蔡元培那里，人才与是否留过洋并没有必然关系，他聘请教授只考虑其本身的学术水平，而不考虑其所受教育的土洋背景。蔡元培最早的解聘对象就是有洋学位、却无真学问的洋教员，虽外交部企图干预，蔡元培也坚决顶住了压力。
（５）私德。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学与为人不可分，师识与师德不可分。有人认为蔡元培主持北大时完全将师识与师德分离开来，只问学识不问德行。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蔡元培对此问题的完整说法是：“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蔡元培对待教师的三种态度：努力提倡教师都按照进德会的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德行修养；宽容那些有才学，虽德行有亏但不诱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对于学术荒疏且引诱学生一起堕落的人，则不为学校所容。这实际上是区分了作为教师的公德和私德，其根本的分界线是与学生的关系。一个有学问的人在私德上存在缺陷，如在嫖赌等问题上偶有所犯，只要他讳莫如深、引以为耻，或至少没有在学生那里造成恶劣影响，尚不影响他在北大的被聘任（尽管他的那些行为在蔡元培所倡导的新北大中会感到压力）；但如果在公德上存在问题，可能就会触及北大所赋予教师的言行自由的底线了。
因此，我们可以徐佩铣、陈独秀的被解聘和辜鸿铭的续聘来说明蔡元培这一聘任标准所适用的不同情况。徐佩铣是北大当时既无学问、德行又极差的一个教授，他组织过声名狼藉的“探艳团”。所以，蔡元培上任不久即解聘了他。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辜鸿铭这个“怪才”。辜鸿铭虽然政治立场保守，在私德上也是蔡元培所说的那种以嫖妓为韵事的人，但他毕竟有才学，而且还没有因私德卷进多少学生，所以，仍在蔡元培的宽容之列。蔡元培对以上两人的处理似乎都比较容易理解，人们可能会有疑问的是：为什么蔡元培能够容忍辜鸿铭，但为蔡元培的北大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陈独秀最终却不得不去职？许多著述都说是迫于政治压力。这种说法当然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但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陈独秀被解职发生在１９１９年４月。事情起因于当年２月北大一个学生在报上造谣说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经辞职。３月１８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著名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内称“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３月１９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为陈独秀辟谣。３月，国会一议员提出了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提案，其主要理由是蔡元培包容在政治上和私德上都大成问题的陈独秀，但国会未通过该提案。３月３１日，蔡元培将传播谣言的那个北大学生开除学籍。从上可见，蔡元培最著名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就是在反驳保守派的攻击、支持和保护陈独秀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说蔡元培因为政治压力解聘陈独秀，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那么，陈独秀到底为什么在４月份被解职呢？答案是在４月１日蔡元培私下举行的一个聚会中，参加者实际上是蔡元培改革北大所借重的核心幕僚圈，包括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汤尔和以及北大国文教授沈尹默等人。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当年是由汤尔和与沈尹默向蔡元培推荐的。但在这次会上，汤尔和认为陈独秀私德太成问题，在风化场所与学生大打出手，他在北大继续任职殊不适宜。沈尹默等人也力主将陈独秀解职。正是在这个会上，蔡元培下了解聘陈独秀的决心（参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０册，黄山书社）。可以看出，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并非迫于政治压力，而是在他看来，陈独秀的上述行为已经超越了私德的范围，而触到了他所说的“公开诱学生而与之堕落”的师德底线。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24节 聘任制的具体运作
也许有人会注意到，我们在上述的非学术标准中没有将“关系”列进去。从常识上说，关系应该是妨碍中国大学的学术聘任的主要障碍，难道以兼容并包为办学基本原则的蔡元培不是应该特别防止以关系来聘任教师的现象出现吗？关系本身当然不是学术聘任的标准，然而，在蔡元培聘任教师的过程中，因各种关系而来的推荐人选却恰恰是选聘教师的主要人选。那么，蔡元培如何能够保证建立在推荐基础上的聘任制能够向兼容并包的良性方向发展呢？
（１）以开阔锐利的眼光和不拘门派的公心开创一个多元化的学术格局。毋庸讳言，蔡元培初到北大时是以浙江同乡和章太炎弟子为核心幕僚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