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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自然选择的重要性，因为没有另一因素促成生物外形适应的特征。
当反面的证据无法否认时，达尔文主义者便临时设立新的理论来反抗。菲秋马的教科书告诉大学生说，“达尔文较任何人更能给一切生物……下结论，即变异性而非稳定性乃自然定律”。所以化石记录中遍在的稳定性被他及化石学家漠视了。除非将稳定性扮成“间断平衡”的证据，否则是不能公诸大众的。“间断平衡”初听好像是新理论，实际只是达尔文主义的微小修改而已。达尔文主义者也可将稳定性解释为稳定性淘汰，或发生过程之约束，或多样进化，因此，正如变异性一样，稳定性也变成达尔文主义所期望的了。
达尔文主义者有时会寻找正面证据，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找到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或弗洛伊德分析要杀父亲而娶母亲的病人一般。达尔文主义者找到了更多微进化的例子，或生物自然相似的另些样本，或可能含有现代哺乳动物祖先的化石群。但是反对共同祖先理论的证据他们从来寻不到。因为就达尔文主义者而言，这些证据是不存在的。“进化的事实”是定义上的确实，所以反面的知识是无意义的，一般也是不可发表的。
若达尔文主义者有意采用波普尔的科学探究标准，便需将“共同祖先”的定义作为需要实验证实的假设，而不得作为生物彼此相似之逻辑推理的结论。生物间相似的式样，包括一致的遗传密码，实有共同因素的涵义。生物有共同点正告诉我们生物在许多不同场合中藉机遇进化而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相似可能由于共同祖先，可能由于非聚积微变而改变的祖先，也可能由于科学知识范围之外未曾考虑的作用而致。不管怎样倒唯物论者的胃口，共同祖先只是假设，而不是事实。因为是假设，它该受注意尊重。所以根据波普尔，我们必须加以严谨的试验。
若要那样做便该预测，若共同祖先的假设是真的话我们该找到什么。到目前为止，达尔文主义者只在找正面的证据。它的结果显示波普尔的警言“证明若由于冒险性预测的结果方可重视”何其可贵。至于一百多年来化石的探究，若达尔文已预先作出冒险性预测的话，他便不至预测单一的“祖先群”如兽孔目（therapsids）或凑杂的东西如始祖鸟，为广进化仅有的证据了。因为达尔文主义者只去寻找正面的证据，才会将这些例外的样本视为证据。达尔文主义者前未预测到所谓分子时钟的分子关系极具规律性；但当他们将理论大幅修改以迎合这新证据之后，便说这分子时钟现象“正如进化理论所预料的”。
经波普尔的原则分析之后，达尔文主义者所引用的求证例子实似反证的例子。但我们在此不需急于作裁决。若达尔文主义者将共同祖先改为科学的假设，进而鼓励寻求反面的证据，则更多的反面证据自会出现。对达尔文主义最后的裁判，便可因此无虑地让科学界自己慎密思考。当然科学界必须证实他们愿意不存成见地探究这问题。
成见是主要的难题，因为科学界的领导者认为他们正与宗教的基要派作垂死的斗争。他们将所有相信有创造者参与这世界的人都当作基要派的教徒；并且认为这些人是开明、自由之威胁，更是支持科学研究经费之威胁。科学自然主义成为荒诞的创造故事时，达尔文主义扮演了与基要派作战的观念上的重要角色。为着这缘故，科学界尽心保护达尔文主义而不去试验它，进而歪曲科学探究之规则，以帮助达尔文主义。
若达尔文主义的目的在乎说服大众在自然世界之上没有超越的意向和智慧，则他们这目的对科学探究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限制。第一，科学家不能考虑一切的可能性，只能考虑在那些符合狭窄的自然主义哲学的范围中探索。例如他们在探究遗传资讯时无法假定，可能是智慧传达的产物。第二，科学家不可反证达尔文主义中的要旨，如自然选择的创造力；除非他们有其它视为可以接受的选择。这规则是必要的；因为自然主义的拥护者，必须随时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可用，才可避免相反的哲学观念生根。
达尔文主义者因为热衷于被视为正确，以致采用了错误的科学观念。科学的同僚让他们逍遥于伪科学的道路上，乃因许多科学家不了解波普尔所说的科学探究之方法与科学自然主义的哲学计划之间的分别。科学家难于分别二者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惧怕自然主义哲学的削弱，会导致宗教狂热的滋长。但是不论科学参加什么别的目标宗教、政治、种族之后，科学家本身必然沾上狂热。当科学家回想前辈所犯的错误时，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他们难于相信：自己的同僚今日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暴露达尔文主义可能是伪诈，并不暗示支持别的理论，更不是支持基于宗教教条的伪科学。接受波普尔的挑战乃是踏出知识的第一步，即是承认无知。“证伪”不是科学的失败而是科学的解放。“证伪”可以除去成见的赘累，让我们重新自由地寻求真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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