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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在东德的科学会议中，达尔文主义派的科学哲学家迈克尔·鲁斯说：〃生物学产生许多愿望、需要、欲念、激动，以及许多正确行动的劝戒，好似路德或卫斯理的讲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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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政治动机可算为很好的娱乐。但重要的是，从前只在专业团体中表示对新达尔文主义及化石祖先存在的怀疑，今由博物馆公诸大众了。特别是有些陈列指出正统的进化论只赖某类逻辑支持而非依靠科学证据。在《自然》周刊中发表的一份报告引用了博物馆一位高级科学家向大众所作的演讲：
适者生存是句空话，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而已，所以许多评论家说，不但进化观念并不科学，连自然选择也不符合科学。我们应否相信自然选择是个无意义的问题，因为这是从某些预定前提推理来的必然结论……
由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见解是一个逻辑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因此由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概念，严格来说是不科学的。
尽管我们相信进化确实发生了，但显然我们对这问题应存开放的态度……
我们不能证明这观念是真的，只不过我们还不能证明它是假的。或许某一天有更好的学说可以代替它，但到那时才……
写报告的人说：〃若这些是我们的朋友与支持者的语言，则创造论会帮我们防御仇敌。〃
《自然》周刊中的一篇社论，以《达尔文死在南肯辛顿》为题，用以下的夸张词藻质问他们认定的侵犯者：
本该视为近乎达尔文主义城堡的博物馆，主持的人是否失去了勇气，更不用说失去良知了？……在向公众介绍科学时，对还在争论的题目，适当地说还遇有怀疑，谁也不会反对。但进化论对认真的生物学家而言，还有怀疑么？否则，这些模棱两可的言论，除了引起混乱之外有何作用？
这篇社论揣测说，博物馆的陈列是一班与该馆科学家不太亲切的工作人员所设计，因为多数知名的生物学家〃宁愿失去右臂也不愿以'若进化论是真的'作为一句话的开始〃。这揣测激起了22位知名生物学家的愤怒，惊奇《自然》周刊会〃主张将学说当作事实介绍〃。这些生物学家说：〃对进化论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明〃，虽然有〃许多间接证据，且无更佳的选择〃。或许太天真了，他们结论说：〃若有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明天便可放弃进化论。〃
信函与社论的交互反应继续了数月之久。《自然》周刊的编辑迟迟才发觉，达尔文主义在科学家中较他们所想象的更难一致，于是在一篇关于正当怀疑之范围的主要文章中，采取了较温和的路线。这篇以煽动性的《进化论的真实性有多少？》为题的文章，因作出让步而令大众惶惑，且较博物馆的陈列更使达尔文主义者吃惊。那些编辑先阐明卡尔·波普尔曾说达尔文主义是形而上学，而且不能证伪，又不明智地承认这评论在〃技术上的正确性〃，再勉强地解释说，〃进化论并非毫无经验证据支持〃及〃形而上学的学说也不一定是拙劣的理论〃。
该编辑的文章进而承认，〃大部分的人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怀疑〃。因此鼓励博物馆向怀疑者挑战，阐明争论之处。他们将怀疑者分为两类：〃有些人怀疑达尔文主义出乎令人敬重的立场，另一些人认为生物发生的过程实由超自然的作用而来。后者的理论甚至不是形而上学，简直就是不科学的〃。这篇文章最后说，为了不致令科学家气馁，〃怀疑主义运动〃（即认为科学理论没有绝对的真实性）不要〃太深化〃。虽然《自然》周刊主张消除一切成见，但坚持〃有一成见是可容许的且是必要的，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信念；即一切可观察的现象都可以用理论来解说〃。
《自然》周刊的评论不仅暗示达尔文主义属于形而上学的系统，由信仰支持，还因鼓励博物馆引起大众怀疑达尔文主义的证据不足的问题，而招致责难。这样无法下台时，该周刊在数星期之后发表另一篇文章企图平息风波。它肯定说，虽然〃没有生物学者会否认上帝造人的可能性，若有人这样相信，那么他也会认为达尔文所观察的机制也是上帝所选择的创造方法〃。【注三：也许这作者心中的机制是自然选择。但是写《人的起源》的达尔文，因对自然选择很失望，半道歉地说，在《物种起源》中它已被视为过分重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性选择来解释人类特征的来源（另一些含糊的机制在今日的新达尔文派中不受支持）。】博物馆的责任不是为迎合怀疑者，而是为进化论辩护：
面对宗教与神秘派有组织的压力，进化论者也需要表达自己见解的组织。这些见解应该赢得热烈拥护，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不应该降格为政治宣传的片面说辞与故作高深。对愿意听的人有适当的信息，而不需要与辨别过细的科学哲理家长久争辩。
相信分支学说者在这场辩论中也有所得。特别尖锐的是斯·纳尔逊的信：
在这行业中较有宣教士心志者的惊讶下，分支学说者不将化石作为特别启示，而将化石当作好似与其他生物标本一样，试图作适当的解释，有关细节更是如此。这样的作风对外人而言虽然合理，但化石学家们不情愿地碰到分支学说时，对他们感情的打击（我见过次数多得不计其数了），好似一个持原教旨主义信仰的牧师遇见一个不速之客，说圣经不过是许多好书之一而已。我只要说现在有一种建立在巩固基石上的教会就足够了。
无论如何，将《物种起源》当作许多好书中的一本，已经足够将参观博物馆的群众引入歧途了。一位为达尔文主义何无神论辩护又以思想清晰而著名的哲学家安东尼·弗卢后来解释说，这场插曲都肇因于〃公仆〃（指博物馆的科学家）的背信。因为他们有责任介绍已成立的真理，而不该传播非正统的意见使大众惶惑。他公开指责这些傲慢自负者，〃滥用公共机构的资源，去向参观这些公共陈列的外行人，推销自己宠爱的理论（分支学说），好似它已被有资格判断的专家们所公认。而这些外行人大多数是无邪的青年〃。
弗卢报告说，〃这些讨厌的材料已逐渐被收回〃。正如这段话暗示，博物馆已经在压力下投降了。博物馆的发言人致函《自然》周刊解释说，馆员避免以教条式介绍达尔文主义的企图不幸〃给人的印象与目的相违〃，录象片中说适者生存是一句空话的一段，已马上剪去，并将继续肃清其余的陈列。
当我1987年去该博物馆参观时，陈列已不再令观众感觉达尔文的理论尚有争论之余地了。例如在达尔文陈列厅入口处，那块写有〃一个可能的解释〃等词句的罪大恶极的广告牌，已被以下这段使人恢复信心的告示所取代：
当我们将自己与化石中的亲属相比较时，便会发觉人已经进化的证据。
达尔文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一种观点，就是一切生物，都经极长久的时间逐渐演变而来。
这便是我们说的进化。
许多人认为进化的理论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冲突。
起初陈列〃模棱两可的话〃给人对达尔文主义有足够怀疑的印象，但没有清楚说出那可以怀疑的是什么。后来博物馆发言人在接受访问时解释说，那怀疑并不指化石中缺乏中间型生物，或在寒武纪初期复杂的生物突然出现，或解释遗传密码来源的困难，或育种实验中变化之限度，或〃有希望之怪物〃的争论，或间断平衡之争论，或剧变灭种之重要性。当初的陈列在有见识的批评家眼光中，已分明是一种掩饰，而非明白说出达尔文主义的难处。虽然如此，博物馆的发言人说，现在与20年前的进化陈列时已大不同了，当时的馆长（加万·德·比尔爵士）〃写过一本小册子，提到今日进化已被接受为事实，自然选择就是进化的机制，别无其他。就他来说，重要的观念已经成立，没有再需要思考的余地了〃。
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教育家向青年提出进化的证据时倾向于使用含糊之词，并非实际由于创造力者的反对。向易受影响的人讲授进化论，用可能引起怀疑的言语，是达尔文主义者所极愤怒的。例如解释间断平衡的辩论时，必会给怀疑者一个印象，即达尔文主义者无法从化石中找出广进化的证据，因而作不充分的辩解。不管专家怎样热烈坚持，他们只辩论进化的速度，而不关注进化是否真的发生了。但少数聪明的青年会觉悟，因为没有逐步递变的事实，进化可能缺乏证据。就达尔文主义者而言，讲授进化不是为鼓励未成熟的心灵或已成熟者去思考达尔文主义者无法接受的其他可能性。
加利福尼亚州有许多不同的团体，包括创造论者以及一大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团体。70年代初期，创造论者说服州教育局采取〃反教条政策〃。但此后科学教育家进行反击，他们迫使教育局颁布明白条文，训令学校根据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解来讲授进化。
教育局在多次辩论之后，1989年初颁布了《讲授科学的政策宣言》（Policy Statement on the Teaching of
Science）。虽然目的在于鼓励在课室及教科书中对进化有更多的讲解，但没有这样明白的说出。因为这些教育家要对科学作一笼统的宣言，而不承认进化论是一特殊的个例，包括宗教与哲学上的问题，与其他科学领域有异。
表面上，《政策宣言》是合理且宽宏大量的。开始说，科学是探究自然界可观察的事实，与可以试验的假设；不是研究神圣的创造、终极目的，或终极因由。这些非科学的题目该划归到文学或社会学的课程中。《政策宣言》着重地说，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理解，而非强迫信仰，所以不论讲授科学或别的课题，都不该采用教条方式。《政策宣言》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