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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的特务，伪装成被捕的共产党员，带着镣铐进入监狱，摸到了狱中党组织的一部分情况，决定将殷鉴、刘锡五、胡锡奎、张玺、董天知、韩钧、张友清、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张振声等12位共产党员判处死刑。这些同志都加上重铐，不准放风，等待执行。只是由于日本侵略者逼近华北，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宪兵三团仓惶撤退，这12位同志才幸免于难。
特殊条件下的斗争
杨献珍说，这12位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党组织营救出来了。经过是这样：
1935年11月后，北方局由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及彭真、林枫、柯庆施、李大章等同志组成。鉴于日寇入侵华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1936年3月，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工作的建议，避免像在东北监狱中的党员干部那样，在日寇占领时被大批屠杀。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地狱里的火焰（2）
北方局同意这一建议，并请示中央。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回忆，“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
中央批准的北方局的决定，是通过草岚子监狱“保外就医”的孔祥祯同志，第一次写信告知监狱支部殷鉴同志的。信中说：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即登报启事），争取早日出来，为党工作。
接到这封信后，狱中支部书记薄一波、支委殷鉴、刘澜涛，立即碰头研究，认为这封来信形迹可疑。北方局不会不知道，我们多年来坚持的就是不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家一致同意拒不执行，“不付讨论”。
过了两个月，北方局又给狱中党支部来了第二封信。信的大意是：北方局报告了中央，经过中央讨论批准，要你们履行敌人的“出狱手续”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的信，是中央代表胡服（即刘少奇）同志让写的。信去后，未见你们动静。胡服同志和北方局让再给你们转去这封信。信中明确指示：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平津危在旦夕。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抗日高潮即将到来。全国人民已将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我党身上，各方面、各地区都要求我党派人去指导工作。但目前我党干部不敷分配，白区工作的干部尤为缺乏，与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不适应，影响工作的开展。所以你们必须争取早日出狱，担负分配的实际工作。
第二，你们在狱中所进行的各种斗争都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你们不应该只局限在监狱的狭小范围内进行斗争，而应当出来在抗日运动的大天地中做工作，去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成立人民武装，准备同日寇进行广泛的武装斗争。这是我党当前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第三，你们中的许多同志进行反对敌人“反省政策”的斗争已有五年了，坚决拒绝了敌人的出狱条件。你们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对党的忠诚，在长期的监狱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中央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你们的。因此，中央才指示你们履行这种“出狱手续”，也只有你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才有资格这样做。现在我们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你们，你们只有履行敌人的“出狱手续”，才能出狱为党工作。这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不是常例。中央认为，你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如果你们见信后仍拒不执行，那你们就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第四，中央向你们保证，对这次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为党工作的共产党员，一律不得视为自首叛变分子。中央对这件事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
为了证实这些信确实是中央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北方局第二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的抄件。
支委会还学习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认为这个指示与毛泽东的文章精神是一致的，最后判明这是中央的指示。根据“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党的纪律原则，党员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就这样，薄一波等52个同志执行中央指示，分批履行了敌人的“出狱手续”出狱。（所谓“61人案”，其余9人，情况各有不同，不属于这个范围。）
薄一波等同志英勇不屈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这些被营救的同志，殷鉴、邱少山二同志因在狱中惨遭摧残，出狱不久就去世了。其他同志分路出发到江苏、山东、陕西等地，在抗日战场上同民族敌人开始了战斗。
由薄一波同志带队进入山西的同志，打进阎锡山的军政机构，建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且利用牺盟会形式，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纵队和“工人武装自卫纵队”以及暂编一师。这些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军，配合八路军120师、129师，不断抗击日寇进攻，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正式参加了八路军的战斗行列。
分配到其它地区的同志，也都英勇开展对敌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自己后半生的历史。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出狱的共产党人，只剩下36人还活着。这些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分别担任了中央和省市各部门的领导职务，继续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又一次考验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里，早有正确结论的所谓“61人叛徒案”，在康生的鼓噪下，又被翻腾出来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
这天，几百名红卫兵代表走上天安门城楼。康生问站在身边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是哪里人？
红卫兵说：“南开大学。”红卫兵见“中央首长”主动热情跟他谈话，便问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是什么。
康生说：要深入发展下去。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的历史。这个走资派，还是内部矛盾，定性叛徒、特务就永世不得翻身！
红卫兵问：“到哪里去查呀？”
康生指点说：“图书馆、档案馆。”并当场在一张纸上写道：“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档案历史资料，望给予支持！”下边落款“康生，8月18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地狱里的火焰（3）
在康生的指使下，南开大学和其他大学的红卫兵，蜂拥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在堆满灰尘的旧报纸堆里，寻找变节自首声明。
早在1943年，前往延安参加“七大”的薄一波，曾经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他本人和其他同志出狱的经过。当时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对此，参加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康生也十分清楚。他还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营救在草岚子监狱这批党员干部出狱，做得对，做得好。
1943年1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康生汇报反特斗争问题。康生说：“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许薄一波等自首。”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康生、朱德、彭德怀、彭真、高岗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4年，康生在中央党校一部作报告时说：“我党中央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要薄一波等同志接受敌人办理手续的条件。阎锡山乘机把他们找去，为他所用。薄一波同志正是利用敌人的这一错觉，开展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文革”一开始，康生却出尔反尔。1966年9月16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
在康生授意下，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成“抓叛徒战斗队”到了西安，一连数日团团围住中央西北局办公大楼，诬称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刘澜涛是“大叛徒”。
为澄清这一历史问题，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致西北局的信。信中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批复中又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康生公然抗拒中央的电报指示，积极支持鼓励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揪“61人叛徒集团”。他对中央组织部的群众说：“南开‘8·18’、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个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康生并且批准南开红卫兵以“中央特许”的“中央专案组”名义，到一些重要城市查阅机密档案；对要审查的对象，任意抄家、抓人。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的一些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1967年3月16日，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并在这份材料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认为“揭露这个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