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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恶的“表演”
7月23日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电报通知，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5人到北京去“开会”。
这架专机，于7月24日凌晨三点钟到达北京，陈再道等随即到了京西宾馆，住在第九层楼上。
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京文艺口的几百名造反派，喊着要“找陈再道辩论”，冲进了京西宾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看到情况紧急，根据周恩来保护陈再道的指示，立即派人把他们藏进电梯，在八层和九层之间停了下来。
周恩来担心陈再道等人被造反派抓走，要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
傅崇碧说，造反派不听我的，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周恩来随即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周恩来十分严厉地说：“我管不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
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撤走了。
但是，“三军造反派”的队伍却按照江青、叶群的布置，迅速包围了京西宾馆。叶群指示造反派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示威游行，连续搞几天。”还要他们到处张贴“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
京西宾馆四周人山人海。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连夜部署，组织各总部、各军兵种造反派数万人，分乘几百辆卡车，日夜轮流围攻京西宾馆，支援揪斗陈再道。
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还亲自带领各军兵种负责人，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群众，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7月26日下午，中央召开扩大碰头会。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11）
参加碰头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武汉军区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个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但只准像接受审讯一样站着。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他煽动说：“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接着，吴法宪按照叶群吩咐，气势汹汹地咆哮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吴法宪还信口开河地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的关系。他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据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周恩来听见吴法宪越说越不像话，一连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但是，吴法宪仍然滔滔不绝，竟然当场恶毒攻击徐向前元帅。他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徐向前对武汉问题要负责任，应当追究这个责任。
徐向前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他写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忿然离开了会场。
陈再道当场申辩说：“如果说我在武汉搞兵变，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到会场，当场野蛮地扒掉五位老军人的领章帽徽，接着就拳打脚踢，搞喷气式，将陈再道打倒在地……
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又组织一伙服务人员对陈再道进行武斗。
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连续持续到夜晚。陈再道一直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他实在支持不下去，请求康生允许他们几个坐下来。
“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哪知，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就拉长老脸，凶神恶煞地训斥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这时，吴法宪突然从主席台旁边窜出来，扑上去，劈面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接连在会上发言，竭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其他军区的负责人也都发言表态，说明自己对武汉事件的态度。
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是个体魄魁梧的彪形大汉。到北京后，多次被吊打拷问，昏过去，又醒过来。当审问员问他，陈再道给你下达什么命令？交待过什么搞“兵变”的任务时，这个久经考验的战士，忍着酷刑，总是回答一句话：“我死也不能乱说，……陈司令没有交待别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好好保卫毛主席！”
一幕浩劫
从7月26日起，《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每天各自发表社论，相互转载，共达十几篇之多，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高潮，在全国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清华“井冈山”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以及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几天后，笔者曾获准到“对外作战部”访问。设在清华大学三层楼的“作战部”，充满神秘气氛，但只有几个人进出。看来还没有进入“临战”状态。
7月2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研究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这封由陈伯达起草的信，写道：“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信中强调指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信中还诬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军区领导班子，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空军的刘丰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小型座谈会”上谈到武汉问题时，猖狂地诬蔑说：“武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以陈再道为首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搞的一个反革命叛乱。”
《红旗》杂志在第12期社论中说：“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新高潮”、“大风暴”就是新灾难、大浩劫！
请看：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了“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并且撤离武汉进行改编。
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被全副武装押送到农场劳动改造。
“百万雄师”群众组织被打成“百匪”、“反革命组织”，不少解放军的家属和百万雄师组织的家属被打成了“叛军家属”、“匪徒家属”。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游斗，有的被长期关押，大批无辜者被打伤、打死。
据湖北省统计，全省在“7·20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万多人。如果加上两派武斗中伤亡的人数，伤亡人数就更骇人听闻了。
1978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给“7·20事件”平反、昭雪。
同年11月28日，湖北省在武汉市召开“7·20事件”平反昭雪大会，全省参加和收听的多达一千多万人。会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宣读了中央文件。他说：“7·20事件”是湖北省人民，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根本不是什么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叛逆事件。这是林彪、“四人帮”为篡夺党的领导权，而制订的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个反革命阴谋！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巨人的最后岁月（1）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他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他看来，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风浪是永不停息的。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7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刊登这一新闻时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风大浪，摧残了无数英灵，分裂了党，分裂了群众，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不屈的“囚徒”
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冲击旋涡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党内外杰出人士，都遭到迫害而牺牲。多少元戎名将，多少文豪人杰，在激流中沉浮，在牢狱里化成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