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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江青发脾气，是因为军委办事组要调动一个营的部队，写报告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每个成员，请他们划圈批准。
对此，毛泽东亲笔批示说：调动部队的报告，不要写那么一长串名字，今后只写报告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就行了。要保守秘密，不要给“中央文革”的每个成员都写报告。
从此，军委办事组就不再给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送报告了。
江青看不到报告，就对军委办事组大发脾气。
江青大骂后，当场宣布给军委办事组的人三条处罚：
一、要周恩来、康生、姚文元二人找黄永胜等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谈话，给予批评警告；
二、停止黄永胜、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叶群、温玉成继续参加；
三、原定黄永胜率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现在江青宣布：不准黄永胜参加了。
周恩来看到江青干涉国家外交事务，于是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气愤地说：“不要理她，黄永胜继续去阿尔巴尼亚。”并且说，要开会批评江青。
黄永胜从阿尔巴尼亚归来以后，周恩来为了协调“中央文革”小组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关系，他亲自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钓鱼台11号楼看望江青。
江青一看黄永胜等人来了，不等周恩来说话，又大骂开了：“你们军委办事组目无党中央，你们穿着军衣，戴着五星军帽和红领章，不觉得可耻。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忘了本，你们当军委办事组成员，是我给你们争来的！”
周恩来示意黄永胜等人忍耐，不要讲话。
江青继续讲了一阵，接着宣布：恢复黄永胜、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资格，同时要他们继续反省，清理思想。
两天过后，周恩来通知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按毛泽东的指示批评江青。那时，已是深夜三点钟了。
江青在会上说，她有错误，对待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的三条规定不妥当，是她病中发高烧脱口而出的，要黄永胜等人原谅，不要计较等。
汪东兴当场批评江青，他特别提出：中央常委不要怂恿江青。对江青不对的，应该多作批评。
吴法宪轻描淡写地说，江青爱听一面之词，有片面性。吴法宪还故意献媚说，他要学习江青的自我批评的精神。
其他人都没有发言。对江青的所谓“批评会”，不到一小时就散会了。
江青虽然受了批评，但仍继续耀武扬威地四处活动。她两次到空军机场，让部队为她搞军事表演。
一次早上七点，江青由叶群、吴法宪陪同，乘专机到达空军基地，全体地空人员列队欢迎。她站在主席台上，手拿照相机，让部队在炎热的太阳下，集合、站队、跑战备、起飞。雄伟的四机编队，在蓝天下表演了空中开花、俯冲等特技。
她又借口休养，来到青岛海军基地。吴法宪、李作鹏及其随行人员，如同众星捧月地围住江青，既殷勤，又恭顺。吴法宪跟在身旁，弯着腰轻轻地用扇子为她扇风，摇扇的手几乎触到了她。
辽阔的胶州湾海面上，风平浪静。特地从旅顺口来的北海舰队的四只舰艇，按照江青拍照的要求，乘风破浪，在海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江青完全满意了，这才停止了海上演习。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无法无天（1）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冷酷、残暴是江青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文革中，曾同江青共事多年的陈伯达，对江青的性格也十分了解。1979年10月，他在交待中评论江青说：
“她善于隐蔽，善于向人展示献媚，趁文革动乱之机，使用一切奸计，凡是阻碍她的，触怒她的，不论什么人，她都视为大逆，都想加以消灭。”
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讲：“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我不胜荣幸之至。人家把我比做武则天，我政治上比她进步，我的才能不如武则天、吕太后，但我抓阶级斗争比她们强。我是个过河小卒。我这个小卒可以吃帅呢！”
江青多次自鸣得意地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上海秘密抄家
江青把她30年代在上海政治上、生活上的肮脏经历，看成是自己的脓疮。因此，她对当时同她有过交往，了解她那一段历史的人，总想“一网打尽”。
1966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紧急召见了电影导演郑君里，警告他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些信件等放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
郑君里回家经过一番清理，于1966年7月17日写信给江青：“……清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还有几张你在延安和北京时送给我们的照片，我们仍保存着，……至于张春桥提到的几封信件，实在没有保存下来。”
江青要寻找的一封信，是江青托郑君里转给她前夫唐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
叶群为帮江青寻找这几封信的下落，在1966年10月初的一天，突然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立即转告南京空军政委兼空四军第一政委江腾蛟，来北京接受任务。
过了两天，江腾蛟乘夜航机到北京，住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当天晚上七点多种，吴法宪和江腾蛟俩人一同来到钓鱼台，碰到叶群正从江青住的11号楼下来。叶群和江腾蛟早在“四清”期间就打得火热，一见面，叶群就单刀直入地说：“有件事要你办。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
叶群再三叮嘱：“要绝对保密，不要害怕，这是为了保卫江青！”
江腾蛟表示：“一定想办法完成任务！”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向空四军文化处长张彪、空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世英等五人，传达了叶群的指示。
他们经过精心准备，仔细侦查了郑君里等人的住址，研究了行动方案。决定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为名，欺骗一些不知内情的干部子弟和警卫排战士共四十多人，假扮红卫兵，分成五个小组，于10月9日凌晨一时，分乘五辆汽车出发。当天夜里分别搜查了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赵丹等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
对这件事，1980年12月特别法庭在审判中传唤证人到庭作证。头一个出庭的是江腾蛟。他对所做的事供认不讳。
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在法庭上作证：
就在张春桥找君里谈话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家里闯进来一批身份不明的人。这伙人对我们全家每个人进行搜身，从头发搜到鞋子。带头的人对我们训话说：“把你们全家所有首长的文字的东西都拿出来。”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没有文字的东西。”他们不相信，就进行了查抄。把我们家所有的书籍都翻遍了。连君里几十年来积累的文艺创作方面的手稿、资料，几十年的心血，统统给他们搜刮一空啊。临走的时候，他们还恶狠狠地说，你们要是在北京，早把你们枪毙了……
江青、叶群、吴法宪组织的这次“秘密抄家”，事先并没有同上海有关方面打招呼。抄家后的第二天，被抄者向自己的单位纷纷反映昨晚的怪事。情况反映到上海市委。1966年上海市委印的一期《文化大革命动态》，记述了这一夜发生的事情：
“10月9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抄文件文物，不抄其它，行动秘密。郑君里被抄去重要内部材料。九日凌晨一时许，约有十多名挂‘红卫兵’袖章的人，年龄都在25岁至30岁左右，他们进入武康大楼后，就锁住了大门，管住了电梯司机，控制了电话，其余人就上楼，进入郑君里家里。这些人动作和讲话声音都很轻，直截了当地告诉郑要搜文件和机密文件。他们搜查得十分仔细，不仅房间各个角落都搜遍，而且搜了郑的全身衣服和鞋子。搜的动作也很熟练。他们临走时不准郑把被抄的情况讲出去，否则就要你的脑袋了……”
上海抄到的材料，很快送到北京，由他们亲自监督，在林彪家后院的熊熊大火中烧毁了。
抄来的材料烧毁了，江青该放心了吧？不，在江青看来，他们人还在，有嘴巴。于是继之而来的是残酷的迫害。
1967年11月26日，张春桥为讨好江青，亲笔批示把郑君里、赵丹、张瑞芳、顾而已等18名三十年代在上海搞过文艺工作的人，全都拘留、隔离审查。后来，这些人都给戴上“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种种罪名，遭到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身患肝癌的郑君里惨死在病床上；顾而已也被迫害致死。
抓人的全权代表
1968年1月，江青又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有人在上海街头散布她的历史材料，要求碰头会讨论处理。
碰头会当即讨论决定，首先，把上海公安局的领导干部黄赤坡、梁国斌、王鉴等人拘押到北京。因为他们都曾接触过所谓“通天”材料。
碰头会还决定派吴法宪去执行逮捕搜集散发江青材料的任务。理由之一是，吴法宪是空军司令，“来去方便”。
吴法宪对执行这一任务，既高兴，又有疑虑。他装出为难的样子，伸出两个巴掌：“我不了解情况，我说话，上海的人也不会听的。”
陈伯达马上为他壮胆：“给你写一个授权的全权证书，代表中央文革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