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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了毛泽东。
北京解放后，吴晗当选为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195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著名的学者、教授和社会活动家，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同党和人民一起并肩战斗。胡乔木谈话后，吴晗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并用刘勉之的笔名，刊登于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前两个多月。
同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吴晗写的《论海瑞》。胡乔木修改这篇文章时，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的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话，同吴晗谈了。吴晗为了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限，把文章又作了修改。
他写道：“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文章指出：“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面找那个有点毛病的，不及其余”，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1960年，吴晗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再三催促下，写成大型历史剧《海瑞》。在修改第七稿时，吴晗的老朋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在吴晗家里看了《海瑞》剧本，大笔一挥，在封面《海瑞》后边加了“罢官”二字。蔡希陶说：“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做主，敢怒敢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吴晗认为蔡希陶的意见很好，同意改名为《海瑞罢官》。
剧本于1961年初发表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饭时说：
“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当晚，马连良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称赞。
由此可见，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的《海瑞骂皇帝》，同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及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吴晗不是算命先生，他怎么能在两个月以前就预见到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呢？怎么会在事件发生之前就为彭德怀翻案呢？这不明明是造谣中伤吗？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真正目标，不是吴晗，而是从旁侧击当时身在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经毛泽东定稿的九大政治报告，也正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捣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
“哨兵”发现了“敌情”
这要从1958年说起。
1958年，毛泽东违背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规律，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能力，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全国，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1959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席上书，对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拒不接受意见，反而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后，把“反右倾”运动推向全国，使许多敢于讲真话的、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
1960年冬，党中央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在讲话中说，“问题不是彭德怀这封信写错了”，“不少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
这样，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否定了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这一年，刘少奇也认为农业要退够，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则主张实行包产到户。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对“反右倾”的甄别工作是“翻案风”，主张包产到户是“单干风”。他同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产生了分歧和不满。毛泽东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存在着“独立王国”。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混淆敌我友界限，将革命同志和朋友错划为敌人。
毛泽东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他甚至以历史小说《刘志丹》为例，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3）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资产阶级企图复辟，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在这场所谓“反复辟”的斗争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自称是个“哨兵”。她得意地夸口说：
“我不过是毛主席的一个哨兵，在思想战线经常巡巡逻，放放哨，有什么情况向主席报告一声，我就做这么一点工作。”
1962年7月6日，休养了五年的江青，在北京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她凭着自己的观感，认定《海瑞罢官》有问题，是株大毒草。她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社会上埋怨缺粮缺菜，没有肉吃，吃饭瓜菜代。在这个时候舞台上搬出海瑞，臭骂皇帝，是什么目的？要批判。她武断霸道地说：“这个戏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公演。”
毛泽东没有表态，并且对她说，你还是多读点书吧！
江青不甘心，她找到了军师康生。康生善观政治风向，认为“眼下时机不成熟”。康生说：“全国都在饿肚子，瓜菜代粮，谁还有闲心来关心什么罢官不罢官的问题。”
到1964年，经过“大办农业”，经济情况有了好转，能吃上米饭了，康生认为时机已到。他找到毛泽东说：“我看这《海瑞罢官》，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自此，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江青决心自己找笔杆子，写批判海瑞的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脸色看。
她找到了1954年敢于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小人物”之一李希凡，被婉言拒绝。对此，江青又气又恼：“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
正当这个时候，她听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要“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1965年2月，江青南下上海，找到柯庆施，力求他的支持。她当面恭维柯庆施：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参加了与江青的谈话。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1917年生于一个职员家庭，小学毕业后，14岁时，随父亲来到济南市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16岁的张春桥参加了国民党的“华蒂社”，混迹于济南文坛，自命为“前进的作家”。
1935年，张春桥到了上海，1936年3月15日，他跟随国民党特务崔万秋，化名狄克，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文章，攻击鲁迅“大题小作”，是“划小圈子”。4月6日，鲁迅写《三月的租界》，痛斥张春桥的攻击。
1938年，张春桥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转入敌后，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张春桥到了上海，后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58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江青和张春桥在政治上的真正结合，是从批判孟超写的昆曲《李慧娘》开始的。1961年6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廖沫沙赞扬《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江青看后认为这是一株毒草。然后，在上海通过柯庆施、张春桥的组织，于1963年5月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是江青最早发表的文艺批判之一。
江青对文艺问题的一些看法，实际是毛泽东意见的反映。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对文艺工作做了极为严峻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批示一发，全国文联各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学习，纷纷进行检查。
1964年，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综合各协会的整风情况，起草了一个向中央的报告稿，尚未经中宣部负责人看过，江青即借口她个人要看，私自将这份草稿要去，并送给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阅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得更加严厉了：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