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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恩来在信中保证“今后决不重犯”。
林彪听秘书念了周恩来的检讨信，当即口授了一封复信。大意是：“看到你的信，我深受感动，我应当向你的谦虚精神学习……”
林彪还告诉秘书：“叫叶群再看一看！”
叶群看了林彪口授的信稿，立时火冒三丈：“开玩笑！写什么信？最多打个电话应付了事，为什么给人家留下文字根据呢？”
“千年文字会说话。”在叶群的执意坚持下，林彪同意将信作废，改由叶群给周恩来打个电话，表示一下安慰。
秘书们告诉笔者，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夫人专政”的深刻影响。作为国防部长、副统帅林彪，能指挥千军万马，但在家里他却受老婆的指挥。“9·13”林彪可耻的叛逃，叶群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第一个战斗号令”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为缓和边境局势，中苏两国政府商定，要在北京开始举行两国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的谈判。
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说，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1969年10月，党中央政治局开会分析形势，怀疑苏联政府可能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加强全国战备工作，“以防患于未然”。毛主席说：“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号召全国“准备打仗”。
林彪提出“战备是最大的政治”，“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衡量一切，检查一切”。
10月1日国庆节前夕，林彪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到毛家湾来。林彪说：“今天谈一下战备问题，这个 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打起来的准备，明天是国庆节，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是星期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也是星期日，人们在欢庆节日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苏联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几百公里，飞机用几十分钟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
林彪当即做出具体布置，要北京附近机场的飞机，除了作战值班外，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场到外地：机场上，要设立障碍，防止敌空军空降……林彪说：“关键是十月一、二、三日。一日又是关键的关键，只要这关键的几天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当天夜里，北京空军的飞机全部开始转场飞行，轰隆隆的飞机声，震响着机场的夜空。好像战争明天就要打响了一样，林彪和他身边的人都没有睡觉。
这时，林彪突然头脑一热，要警卫参谋向周总理转达了一个可笑而又十分危险的命令。他吩咐说：“你马上给总理去个电话，就说为了防备敌人飞机轰炸，造成水库决堤，我建议连夜把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的水全部放掉。”
周恩来在电话上当即表示反对。联想到1938年蒋介石在花园口制造黄河决堤造成的人间惨剧，周恩来果断地说：“千万不能这样做，如果把这些水库的水一夜间放掉，下游的几十个县都要受淹，人民的生命财产将无法保证。”
正是周恩来的冷静与勇敢，才制止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国庆节三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林彪提出要坐飞机从空中视察五台山、雁门关、张家口一带的地形。飞行的这天，有三架“子爵号”飞机，载着林家全家人马，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视察了未来的“战区”。
秘书张云生告诉笔者，10月16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一到苏州，在18日就向他口述了五条关于防止苏联突然袭击的紧急战备命令：要全军各部队立即疏散；各种设备和重要目标都要隐蔽和伪装；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兵工厂要抓紧武器、弹药生产；二炮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
秘书立即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命令。总参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在向下传达时，借题发挥，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战斗号令”，下达全军。
从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百万大军在夜幕掩护下，离开营地，紧急疏散向山野，进入战备工事里，风餐露宿在旷野里。这时，疏散到武汉的毛主席，看了叶群用电话记录形式向汪东兴转报的“命令”，只说了一句：“烧掉！”
我军一级战备的举动，震动了世界。沿中苏、中蒙一带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休假，频繁调动部队，有些部队似乎在向我边界推进。这时，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相应地进入了全面戒备，调动了舰队。台湾和金、澎的国民党部队，也进入了戒备。一时间，我国上空战云密布，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似乎马上就要爆发了。
一个月后，形势和缓了，天也变冷了。疏散在野外的部队，吃、住和训练都遇到了新的困难。各部队首长纷纷来电反映遇到的艰苦情况。秘书根据各军区的反映，及时报告了林彪。
“部队可以回营房了，可以停止疏散了。”林彪要秘书打电话给黄永胜，“让他们研究一下”。
秘书建议说：“部队是按首长的命令疏散的，如果首长不发布新的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作出回营的决定。”
林彪同意结束部队的疏散，开回营房过冬。
但是这个决定却受到叶群的阻挡。她说：“首长不能发这样的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放回来一旦战争爆发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叶群的一句话，又使百万大军多受了几个月的冤枉苦，坑苦了广大官兵！
事实证明，“一号战斗号令”是一场虚惊！
这场虚惊的引起，在于毛泽东过分严峻地分析国际形势。他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争论演变成国家争端，夸大了战争到来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九大政治报告里，写进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核战争的内容。战备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无法计量的财力、物力、人力，都浪费在全国“深挖洞”的战备工事里了。
笔者在北京军区同志陪同下，曾参观了通县东部的“堆山”工程。这座可以容纳一个炮兵营的火炮堡垒，是林彪导演的战备工程的缩影。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被摧残的长城（3）
血染“5·13”
1967年上半年，上海、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的夺权，实际上变成了两大派之间的相互争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现在的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国务院的各部委的千万个大小单位，两派群众组织都在相互争权、夺权。由于席位分配不均，直接涉及各派的利益，争端就更加尖锐起来。
夺权中，是不是实行“大联合”、“三结合”，又是两派争夺的焦点。什么你“保”我“革”，我“保”你“革”，相互争论不休。不同观点的争论，认识上的分歧，加深了两派的对立。两派的群众组织之间，常常由嘴头的争论，发展到拳头动武，以至大规模的武斗流血，
连林彪也惊奇地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军队参加“支左”，由于分辨不清谁是“左派”，常常变成“支派”，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混乱。一些造反派肆意冲击军队，又致使军队和激进的造反派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相继发生一系列震动全国的事件。
1967年1月26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石河子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进入汽二团，因争夺枪支，双方发生枪战。农八师的部队亦与造反派发生冲突。这次双方前后打死24人，打伤74人。接着，四川成都发生了“二月镇反事件”：2月23日，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
湖北、内蒙、广东、河南、湖南等地，也都相继有部队“支左”支持了所谓“保守组织”，犯了“路线错误”。
这里，特别值得一叙的，是发生在北京的“5·13事件”。
1967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纪念日。
如何纪念这个《讲话》？4月20日晚，周恩来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代表。鉴于当时军队内部文艺群众组织也发生了对立和分裂，周恩来提出“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要联合演出”，并且说，只有联合演出我才去看，不联合演出，中央领导就不去看。
总政文化部向军内的各文艺团体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战友”文工团按照指示组织了五一节文艺演出，周总理观看后，表扬他们联合演出好。但是事过不久，他们就分裂为“老三军”和“新三军”两派。
5月13日上午，总政主任肖华打电话给军委文革小组，通知海军、空军和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请他们劝说要求演出的文艺团体，不要演出或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当夜，立即向有关单位传达了这个指示。
空军文工团有位女演员，常到中南海参加舞会，“5·13”这天，这位演员在同毛泽东跳舞时，汇报说文艺单位要联合演出。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且指示秘书打电话给叶群，支持他们演出。叶群叫来这位演员，问明情况后说：“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
这位演员说：“我们想与他们搞联合演出。”
叶群说：“干什么要找那些反对你们的人呢？人少，可以到海政、总政的左派去串联。”
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得知肖华不让演出的指示，立即报告林彪。林彪一听发火了。他让叶群打电话告李作鹏、吴法宪。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