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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碰头会做了传达。会上，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我对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作自我批评……
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
“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是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面红耳赤。他头都不敢抬，一直伏在桌面上。
散会时，陈伯达面对杨成武连连拱手，说：“杨代总长，对不起你！”
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举行通车大典。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给中央写了一个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和韶山铁路通车的请示报告，其中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给毛泽东。12月17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党中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批示，对教育群众破除个人迷信起了一定作用。而林彪一伙却利用这个批示，把它作为制造杨、余、傅事件的一个借口。
许世友的插曲
视察期间，毛泽东在上海还接见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当时，许世友在南京多次受到了张春桥一伙发动的冲击，“打倒许世友”的标语口号张贴南京内外，许世友被迫转移到安徽金寨的部队农场。他听说毛主席到了上海，立即让妻子亲往上海，送去他写给主席的信。
毛泽东看了信，问杨成武：许世友在哪里？
杨成武说：在大别山里！
大别山是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许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长期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同当地群众结下了血肉联系。当“文革”烈火燃遍南京的时候，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暴动的许世友，又返回他战斗过的山区，隐居躲避起来，等待时局的变化。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许世友是大军区的标兵。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的，例如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福州的韩先楚不都要打倒吗？许世友不能打倒！要保他，快把他找来吧。
杨成武回答：我就去！
毛泽东摆摆手：你不要去，派张春桥去！
毛泽东又问：你知道张春桥去是什么意思？
杨成武没有立刻领会用意。毛泽东一语道破：因为张春桥是反许世友的呀！
张春桥乘专机到了合肥，从金寨接回许世友。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钓鱼台的风波（5）
许世友一下飞机就去见毛泽东。这位粗眉愣眼，性格豪爽，在战火中百炼成钢的老将军，一见毛泽东，跪在地下，哇地哭了起来，热泪流过满是皱纹的面孔。他久久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不出一句话。
毛泽东安慰许世友：他们冲击你，你有什么问题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也要把你打倒吗？不能把你打倒呀！
毛泽东把许世友扶起来，让他坐进沙发，鼓励他说：
不要难过。你要振作精神，把部队好好掌握好。你要靠近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来干。
许世友破涕为笑，大声回答：“主席，你放心，我有几个军。敌人来它几十万，我也能够打垮它！”
许世友高兴地走了出来。他站在客厅里，当着张春桥、姚文元的面，对杨成武说：“成武，我要打个豹子送给你：打只兔子给张春桥、姚文元！你们知道吗？我是百发百中的猎手呀！”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笔者访问了许世友，同他旧话重提。问及是否真有这件事时，他哈哈笑着说：
“怎么没有呀？有这件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春桥一伙就煽动群众打倒我，炮轰我，把过去给地主豪绅戴的高帽子，往我头上戴，我能答应吗？林彪还支持江腾蛟夺我南京军区的领导权。我们为革命打了一辈子仗。年青时候，我当军长，背把大刀，能一把抓住马尾巴，跳到马背上，向敌人冲锋，不怕流血牺牲。我们能忍心看着人民江山葬送到他们手里吗？那时候，我腰里插着两把手枪，我真想跟这帮反革命拼了呵！”
将军中了“埋伏”
空军政委余立金也是1967年3月22日深夜，被吴法宪逮捕的。
余立金住在空军大院的首长居住区里，一排石头围成的小院里，立着一座二层楼房。往年春暖花开季节，花坛里盛开各种花木，可是，自从“文革”以来，满院却是一派凋落景象。
这天晚上，余立金睡得很晚，刚刚入梦，就被秘书喊醒了。他揉着眼睛问：“有什么急事？”
秘书说：刚才吴司令员的秘书来电话，说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急事和你商量。
余立金一边穿衣服，一边问：“是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
秘书说：不像，他是说有急事商量。毛主席若是有最新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的。
余立金走下楼梯，秘书要他带上警卫员，他说：“这么近，就在隔壁，不用叫了，还是让警卫员睡觉吧！”
在寒冷的暗夜里，余立金从后门进了吴法宪的小院。突然，有四条大汉从黑暗里窜了出来。
“是余政委吗？”
“是！”余立金惊骇地回答。
四个大汉，应声扑了过来。扭住余立金的胳膊，“咔”的一声戴上了手铐。
余立金被扭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家的客厅，见他正坐在沙发上。余立金顿着脚骂道：“你们这是搞宫廷政变！凭什么铐我？”
“铐你？铐你是好的！”吴法宪从沙发里跳了起来，张牙舞爪地说：“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政委！你们要干什么？”余立金高声吼着：“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向毛主席控告你们！”
“嘿嘿！你还是空军的政委？”吴法宪狞笑着说：“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起，你要老实交待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余立金被扭进汽车，关进一间门窗全部钉着木板的牢房。板缝里漏进一丝阳光。牢门的小洞里，不时传来看守人员的斥骂声。他作为1955年曾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红军战士，胸中燃烧着怒火，感到无限屈辱。他百思不解，不知道自己怎么掉进了可怕的旋涡！
吴法宪多次派人来，要余立金交待他的历史，交待他在皖南事变时“被捕叛变”，参加“军统、中统组织”的罪行。
余立金一次一次的回答：“我历史清楚，为党为人民战斗了一生！”
从此，余立金在长达六年四个月的监狱生活里，经受了残酷的迫害。
历史的真相是：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经党组织调查鉴定，结论是，“组织部队，勇敢作战，最后突围。”
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同志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作为新四军的女战士，她经历了战火的考验。余立金被诬陷后，她也受到株连，坐了六年又四个月牢。她向笔者介绍说：
“历史的真相，终有弄清的一天。余立金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要夺空军的权，在他们看来，余立金不是他们的人，所以就千方百计打倒他。”
余立金过去是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他任空军政委期间，曾听毛泽东讲过：“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对贺龙要保护。”他对隔离审查贺龙想不通。
余立金也不同意“光辉榜样”的提法。他认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中后二条完全是对立的”，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之后，又增加了一个“念念不忘战备”。吴法宪立即把这些向林彪汇报，认为他“反对林副主席”。
“封锁林副主席”也是余立金的罪状之一。他们在材料上写着：“1965年余立金到北京工作后，从来不向林副主席请示汇报工作。在吴法宪同志外出期间，空军有些重大事情应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余立金也不请示报告。”
“卫戍区司令的车，哪里也可以去！”
1983年3月的一天清晨，笔者同北京军区政委傅崇碧并肩散步在杨村军营外边的田野里。谈到“文革”中他的经历，将军感情激动地说：“是呀，今后可不能再演这种历史悲剧啦！”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钓鱼台的风波（6）
“文化大革命”初期，傅崇碧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责任。当时，北京市委被称为“独立王国”，“文革”开始便被砸烂了。党政军、工农兵学商各机关，也全都瘫痪了。北京卫戍区及其他部队，像顶梁柱那样，支撑着塌陷的大厦。
红卫兵作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潮水似地涌进北京。招待数以百万计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需要大量的煤、电、粮、菜……
但是，煤矿停产了，铁路中断了，粮食运不来。为解决数十万红卫兵的吃饭问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卫戍区只好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