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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红色风暴越刮越烈。8月20日开始，蜂拥街头的红卫兵，“革命小将们”，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造反歌，到处打、砸、抢，刷标语、贴传单、贴大字报……
8月23日夜，一个红卫兵组织竟然勒令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内解散。
8月24日，首都红卫兵召开40万人的大会，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吼声中，将前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地扬威路改为反修路，越南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挂了70多年的招牌的全聚德烤鸭店，在砸了招牌以后，改名北京烤鸭店。
有一批红卫兵，竟然勒令改变首都交通的红绿灯。他们认为红是革命，只准红灯通行，绿是反革命，禁止通行。
天真的青少年们，以为只要这么一改，这可以同传统的旧观念“彻底决裂”，就可以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中央报刊电台对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极左盲目行动，不去说服引导，反而火上加油，倍加称赞。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一文中，高度评价、歌颂红卫兵的造反。人民日报8月23日还同在一版，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配合新华社22日播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新闻，鼓舞红卫兵更加走向极端。
1966年9、10月，各地省市委普遍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冲击。西安、太原等地的造反派在“造反”活动中，有极少数人乱呼口号，有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有的游行示威群众把毛主席像撕碎踩在脚下。林彪听秘书念各地区来的“快报”，马上在文件上批了几个字：“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
毛泽东当夜就把文件批退回来。他在林彪批的纸上写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摧残文化的“革命”，大量文物古迹被破坏。旅游胜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潭柘寺等古迹，被加上封资修的罪名，肆意破坏了。1300多年的古刹戒台寺，数以千计的小佛和大佛，全都被砸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全市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1958年9月被打开的时候，笔者同其他记者曾一块进入这座“地下宫殿”参观。陵内全部由大块青白石砌成，有两层楼高。明朝第13位皇帝万历和他的两个皇后，躺在三个巨大的棺椁里。从这里出土的千百件宝物，供人参观。但是到了1966年8月，定陵的造反派却把万历皇帝和皇后的三具尸骨，从陵寝中抬了出来，放在定陵门前的广场上，在“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十几个大汉用石头将三具尸骨砸得七零八碎，接着又把尸骨烧成灰……
灾难遍及全国各地。闻名世界的洛阳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被砸去了头颅。一向被中国人尊为始祖的湖南炎帝陵全部遭到破坏。四千年前带领人民治水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在安徽合肥，一千多年来人们年年祭扫保护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3）
北师大的红卫兵，南下山东曲阜“砸孔庙”。1966年11月间，在孔子故乡毁坏文物6000余件，砸烂历代石碑1000多块，烧毁古书2700册，字画900多轴。
许多专家、学者、作家、科学家和民主党派人士、共产党的老干部，被称为牛鬼蛇神，遭到打骂和抄家。据北京市不完全统计，1966年9月底，被抄家的达32600多户。著名作家老舍，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后，投湖自尽，终年67岁。著名国画家徐悲鸿把全部画卷捐献国家，即使这样，他的家也被抄了60多次。著名画师刘海粟，家居南京，被抄了24次，什么东西都抄走了。1980年，他在一张清单上写着：“一件鎏金古董作价15元，一只钻石戒指作价35元，还有六朝、唐、宋造形陶瓷器20多件，宋、元、明、清以及自己的书画七八十件，都没有下落。”
上海抄家规模遍及大街里弄小巷。据不完全统计，被红卫兵抄家的84222户。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作家巴金，从北京来的红卫兵闯进他的家。他的夫人萧珊为保护他，到派出所报警，民警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打，同巴金一起关进马桶间里。后来，她和巴金都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扫马路。她在疾病的折磨下，死于“流着血和泪的日子”。
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将军和老干部，不甘忍受侮辱，用他们被迫的自杀，抗议“无法无天”的暴政，结束了倔强的生命。他们之中有李立三、阎红彦、南汉辰、范长江、金仲华、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小白玉霜、容国团等等。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因病得不到治疗，被活活折磨致死。
中外知名作家冰心，被民族学院造反派描绘成“吸血鬼”。这位年过60岁的身体瘦小的老太太，冬天冒着严寒，夏天顶着烈日，到文联大楼去扫厕所。面对灾难和恐怖，她沉着、冷静。即使是在被批斗的时刻，她仍表情坚强而宁静。她手拿一本英语小词典，一个人沉湎于念英语单词，像尊洁白的女神伫立在“红海洋”中。
冰心原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1951年和丈夫吴文藻一同回国。红卫兵批斗冰心时，强迫要她交待：解放初你为什么回国？是不是受什么人派遣？对此，冰心总是从容地回答一句话：“我爱我的祖国！”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人们称为语言艺术大师。在红色风暴的冲击下，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文艺黑线的一面大黑旗等五顶大帽子，逼迫赵树理承认，赵树理拒不承认。
造反派“啪”地一掌朝赵树理打来：“赵树理！你说你是什么人？！”
赵树理想了一想，不紧不慢地回答：“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打手更火了，又“啪”地一个耳光：“你再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赵树理说，“我是一个纯粹的人。”
又是一个耳光向赵树理打来：“胡说！”
赵树理说：“不对？那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另一个打手又给赵树理一个耳光。
赵树理说：“我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还是……”
几个打手高声喝住赵树理：
“住口！你写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那么多毒草，毒害人民，还说你是有益于人民的人！”
赵树理反驳说：“我一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也够不上，要说‘毒草’，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种呢！”
赵树理的幽默，代表了亿万人民对嗜血者的讽刺和嘲笑！
在“矫枉必须过正”和“造反有理”的思想指导下，发生许多起打砸抢抄的事件。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公开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会议上鼓吹打人。他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他还提倡：“民兵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在谢富治怂恿下，大兴县8月27日至9月1日，在13个人民公社、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在这次目无法纪的乱打乱杀事件中，据北京日报《宣传手册》记载，“死者最大的80岁，最小的是38天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市委发现后，很快制止了事件的发展。
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里，公然赞扬乱揪乱打。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鬼，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为宣扬“红卫兵的功勋”，1967年6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这是根据林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意见而举办的。
笔者接到通知，仔细参观了展览会展示的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冲击领导机关等各部分图片和实物，真可谓“战果辉煌，琳琅满目”。其中仅是拳头大的金元宝就有数十个。据1987年报纸公布的材料，仅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就抄走黄金10．3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等61．36万件。
全国笼罩在人人自危的恐怖里。当人们感到灾难即将到来的时候，许多并没有被红卫兵抄家的人家，由于惊恐害怕，为了保全性命，把本来不是“四旧”的文物、财物，也悄悄地“自我销毁”了。这种秘密销毁的社会财富，数量之大，更是无法计算的。
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位老同志告诉笔者两件事。
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是经营中药材的乐家老店的后代。这家从明代起经营名贵中药的大商家，贮藏许多名贵药材，其中犀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