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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第二次战役（6）
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对夫人王光美说了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刘少奇在心底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着灾难的折磨。
“阎王爷请他喝烧酒”
江青为迫害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直接控制、主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
1967年7月18日，为调查刘少奇“叛徒”材料，江青亲自批准派人到沈阳查档案。他们组织四百多人，历时两个月，查过十五六个档案馆，查阅了245万份档案，没有发现刘少奇一件“叛徒”材料。
可是，江青却血口喷人。1968年9月16日，她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送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批注，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一说是特派员），这个美特身份是有足够证据的。”
9月29日，林彪写信对江青所批的诬陷之词，表示“完全同意”，并“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8年9月18日，江青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代表讲话时，忘形地叫嚷：
“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实在太恶劣了……这个大内奸呵，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剐！”
十年后，当特别法庭审判江青的时候，法庭值庭人员播放了她的讲话录音。笔者当时坐在旁听席的第三排，清楚地听到值庭人员问江青：这是否是你的声音？
江青点点头，说：我听出是我的声音！
为制造刘少奇是“大叛徒”的伪证，从1967年5月到10月，由江青亲自决定逮捕关押了11人，长期进行监禁。他们还对被捕的人进行“突击审讯”，刑讯逼供，制造假材料，迫害致死四人，株连受害的，仅北京市就有64人。
孟用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8月22日下午，他同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沈阳奉天纱厂同时被捕。
江青指派人连续向孟用潜逼供。孟熬不过连续逼供，按专案组的口供编造了假证。后来，孟在狱中二十次写信声明，说他在逼供下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但孟用潜的更正、申辩材料，均被扣压，不准上报。
当时任满州团委书记的王鹤寿，坚强不屈，顶住压力，鉴于当时团委没有遭受破坏，所以写材料证明：“因此我没有理由推断刘少奇在被捕后叛变了。”
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丁觉群担任满洲临时省委书记。他几次派杨一辰到狱中了解刘少奇、孟用潜的情况。江青、康生、谢富治、陈伯达就以他是刘少奇的重要知情人，将其关押。
丁觉群被逼供后不久，就翻了供。1967年7月27日，他在狱中写给专案组的信中声明，他被逼写的材料，“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
1967年7月27日，江青、康生等人批准逮捕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专案组在报告上写道：“为清查刘少奇1929年被捕叛变问题，我们曾多次与杨谈话，杨的态度极不老实，根本不谈实质问题。为了查清刘的问题，取得旁证，我们意见将杨一辰调来北京，交卫戍区监护隔离审查。”
江青圈阅同意。
天津市香港路一号居民王广恩，已74岁，1929年他是奉天纱厂协理。专案组在向江青的报告中写道：“王广恩是策划参与逮捕刘少奇、孟用潜重要当事人之一，对刘、孟被捕叛变情况，应该是清楚的，但王的态度极不老实，只讲刘、孟被捕的一般经过，实质问题只字不露。我们派人协同天津市公安局先后同他谈了八次，均未突破。”因之，报告提出“将王广恩拘留起来，突击审讯，为突破刘少奇叛变问题提供旁证”。
江青圈阅同意。王广恩被拘留后，经过多次“突击审讯”，迫害折磨，扣留后不到四十天，于1967年8月27日因突患感冒，发高烧，高血压复发死亡。
江青为逼供知情人供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还“监护”了原中共中央监委专职委员王世英。
王世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党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在他半身不遂、身患肺癌、生命垂危的时候，江青批准对他“加紧突击审讯”。
王世英说：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在1968年3月26日被迫害致死。
对王世英的死，江青大发雷霆。她在1968年3月“在八个专案组会上讲话”中说：
“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没有死，你们右倾。”又说：“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爷请他吃烧酒！”
无休止的审讯
江青为打倒刘少奇，把魔爪伸向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诬陷王光美“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江青为制造王光美是“特务”的诬陷材料，连续不断地审讯迫害所谓“知情人”。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的张重一，解放后任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教授。他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他认识杨承祚教授和夫人袁绍英，杨认识王光美。这种隔了几层的熟人，竟也成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被拘留起来，连续审讯。
张重一身患肝癌，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但江青、谢富治却批准对他进行突击审讯。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第二次战役（7）
匆匆赶来的老卫士长李太和，轻轻贴近躺在地下室过道地板上的老首长的遗体。他身上盖着一条白布单，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抹去眼泪，为他修剪胡须，修剪足有一尺长的白发……
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车厢容纳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露在车厢外边……
火化时，没有亲人哭声，没有鲜花哀乐，没有党旗覆盖。
刘少奇123号的骨灰盒上，改写成“刘卫黄”的假名字。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职业革命家，骨灰证上却填着“无业”。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千万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化身！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纠正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历史证实了刘少奇的千古真言：“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最大的“保皇派”
在“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日子里，1966年6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长，负责宣传文教口、组织口的工作。
这个1926年入党，参加南昌暴动的共产主义老战士，热情爽朗，心胸豁达，能文能武，有人情味，受到党内外广大群众的热爱。他刚到中央工作不久，即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会议期间，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镇压学生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了能把这次会开好，江青特地先来向陶铸“交底”，动员他带头向刘、邓“开炮”。江青说：“这次生活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我来就是向你作路线交底。是向左派交底。”接着又说：“我喜欢打炮，你也喜欢打炮。你是最有资格打炮的。”
陶铸严正拒绝说：“我不行，讲不出什么，更不能开头炮。”
政治局的生活会上，谢富治带头开炮，猛轰刘少奇、邓小平，批评刘、邓“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面对一边倒的批判发言，陶铸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茶，好像一株挺拔的青松，一言不发。后来他对妻子曾志说：
“1954年我在党代会上就讲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我讲这话代表们都是听到的了，现在他落了难，我就翻脸朝他开炮？我做不出！”
陶铸说，说我保刘、邓，我承认。可我并没有私心。我跟刘少奇1942年才认识，还朝他开过炮，谈不上渊源。我对他的好感是在实际接触中渐渐增加的。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粮库搞得粒粒不存，真是搞怕了。那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他的观点的。现在他落了难，我又反过来骂他，那我还算什么人？
“一屁股坐在刘、邓一边”的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可是，他根本看不惯江青、陈伯达一伙的“那一套”，经常在文革碰头会上或接见各省市代表会上，同他们“大吵大闹”。
一次，文革碰头会上，江青跷着二郎腿，喊着陶铸的名字，盛气凌人地质问他为什么不去社会科学院宣布某人为革命左派？
陶铸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认为此人确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