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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坦率地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毛主席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看作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说，“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公开了党内领导核心的分歧。从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被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对这次会议，许多人想不通，思想上存有种种困惑和怀疑。连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也承认：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
1967年5月，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时又说：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
尽管思想不通，迫于形势和政治压力，一些人还是投了赞成票。会议批准通过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中央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对于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起了“前车之鉴”的示众作用。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即使有不同意见，也都不敢讲，只好随大流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增加到11人。常委中除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陈云外，新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进了中央常委。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中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由毛泽东的所谓“亲密战友”林彪取代了他。
原来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后面的邓小平，在江青找了林彪后，改排在第五位。陈伯达排在第四位。江青不满意，说：“老夫子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提上来！”陶铸成了第四位，邓小平成了第六位！
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却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其他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却都榜上无名了，报刊和党的文件都不再提及他们的副主席职务。
林彪在8月13日至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这就是“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宫，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林彪的三条罢官标准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林彪还在讲话中提倡盲目服从。他说：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并且确定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至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完成了组织准备和程序。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巨澜，在全国开闸泛滥了。
阴谋与骗局
1966年12月18日下午2时到4时，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里，向清华大学造反派司令蒯大富布置说：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回到清华园，立即向“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旨意。19日，在蒯大富主持下，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公开叫嚷：“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
1966年12月25日，“井冈山兵团”开始把“打倒刘邓大行动”的计划，推向全北京市。
这天上午，寒风刺骨，沙尘弥漫，蒯大富带领五千余人，从清华园来到天安门广场。然后，他又兵分五路，由广播车嘶喊着开道，分别拥向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地，喊口号，散传单，在北京街头到处贴满“彻底批判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从中央滚出去”“打倒刘少奇”等大字报、大标语。
中南海造反派贴出诬蔑朱德的大字报，高呼“炮轰朱德”的口号，扬言要把朱德及其家属“轰出中南海”！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一伙排演了一场“智擒王光美”的丑剧。
这天，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放出谣言说，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从学校回家的途中被汽车轧断了腿。刘少奇、王光美听后十分焦急，立即赶到医院，方知他们被骗了。
王光美严肃地对一伙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
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望着头顶的天花板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一月上旬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刘少奇的家里，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了大标语，在批斗会上，他们逼着刘少奇当场背毛主席语录。刘少奇镇定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过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
造反派被刘少奇说得无言可答。他们喊叫一阵口号之后，哄闹着散去了。
1967年1月13日深夜，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派秘书接刘少奇去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第二次战役（4）
接着，刘少奇诚挚地向毛泽东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自己日夜考虑的要求。他说：
“一、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沉思不语，只是连续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从两位老战友当面热诚友好的谈话里，刘少奇怎么会想到等待他的，会是更加强暴冷酷的批斗风暴呢？
过了两天，中南海的一批造反派，又一次冲进刘少奇的家里。他们强迫刘少奇、王光美站在一张独腿的桌子上，折磨侮辱他们。刘少奇迎着刺骨的寒风，镇定地面对着乱嘈嘈的人群，响亮有力地说：
“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严酷的冬天里，也有春天的信息。1967年1月16日深夜12点以后，周恩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
听到这无限温暖的话语，王光美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谢意。
17日清晨，中南海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要撤他的电话。刘少奇霍地站了起来，迎上去阻拦他们，斩钉截铁高声地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
第二天，这伙人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扯断了电话。
从此，刘少奇断绝了同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从此，作为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他，再也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
无耻的诬陷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
4月1日这天，人民日报和全国报刊都刊登了戚本禹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
这篇按照毛泽东意图写成、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文章，混淆是非和敌我关系，诬蔑刘少奇“不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化资产阶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刘少奇气愤地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刘少奇越说越愤怒：“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4月6日，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办公室，勒令他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他们还根据戚本禹文章中的所谓“八大罪状”，向刘少奇提出质问，要刘少奇回答交待。
刘少奇按照提出的质问，用铁的事实逐条据理驳斥。
当质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刘少奇一下子发了火。他满腔怒火地说：这个问题简直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我们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经验，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