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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说，我在看守所和监狱里关了13年，直到1978年12月2日，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才从秦城监狱出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陆定一说，从1967年12月9日起，他开始被揪出来示众，先后在中宣部、文化部和一些院校遭到八九十次的批斗。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几万人，最大的一次，是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号称30万人的批斗大会，每次都低头弯腰举手下跪，受到拳打脚踢……
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里，对几天挨批斗的情况，曾这样写道：“参加中宣部群众大会（三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为抗议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抗议专案组的刑讯逼供，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的两个月时间，他曾经三次绝食。一次严刑拷打后，60多岁的老人，双手被戴上越收越紧的手铐，全身颤抖地瘫倒在洋灰地上！
在漫长的13年的监禁生活里，他被罚过筛煤、拣煤核的劳役。在呼啸怒吼的寒风中，老人在笼罩着煤灰与雪花齐飞的雪雾里，变成了雪人。
在监牢里，老人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多次自我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他想，哪怕天崩地裂，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就有希望，我陆定一也有希望！
面对死神，陆定一在狱中学会“哈哈大笑”……他用“哈哈大笑”，嘲笑那伙吃人的魔鬼，他用“哈哈大笑”，奇迹般治愈了积闷腹中的硬块……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也惨遭折磨。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林彪在一份严案的报告上恶狠狠地批示：“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严慰冰在秦城监狱关押13年。她的大儿子陆德，在监狱关了六年，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在秦城监狱关了六年、八年、九年。而她70岁的老母亲，则被折磨死在南京第一监狱。
1978年12月1日，严慰冰走出监狱，重见天日。监狱长特地为她题写了四个字：“坚强不屈！”
如此“窃听器”
中央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为积累毛泽东的历史资料，用录音机记录主席的谈话。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1985年5月在《妇女生活》杂志撰文回忆，毛泽东召集开会或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身边没有记录的人。会议上发言插话者多，有的首长即席讲过的话，时间久了记不准，不好明确责任。六十年代初，就有人提议可以装个录音机，走到哪里都带上，把讲话录下来整理资料，经叶子龙同意，便采用了这种先进设备。
有一次，毛泽东见面前摆着麦克风，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秘书说：先进设备，录音用的，给首长讲话录音整理材料。
毛泽东说：我叫按的时候按，我不叫按的时候不要按。
使用录音，本是件正常的工作，但到1965年11月，这件小事却被夸大，诬陷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泄露大量党的机密，并且说他“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撤了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第一批大冤案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正式下达通知，宣布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彻底平反，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围剿“三家村”
在揭批“彭罗陆杨”的同一时间内，发起了对“三家村”的围攻，并说：“彭罗陆杨”是“三家村”的黑后台。
在政治气候乌云密布、硝烟弥漫的日子里，1965年5月16日，张春桥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文章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伙开了黑店”，说什么“不管是什么‘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是受什么人的指使，受到什么人的支持，受到什么人的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全国报刊奉命转载全文，从而开始了对《三家村札记》及其作者的大规模围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千古奇冤！
什么是“三家村”呢？
所谓“三家村”，是指当时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的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它同北京晚报刊登的《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一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9）
“三家村”的三家，指的是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个人。他们三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也是全国文化战线、理论战线著名的作家、学者。
邓拓同志是福建闽侯县人，18岁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的工作，经历过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监狱里的生死搏斗。1937年他来到创建不久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命创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经常在敌人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中打游击办报，经历过战火纷飞和敌后反扫荡的艰苦岁月。1949年秋，他带着病弱的身体，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他知识渊博，日日夜夜，笔走蛇龙，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撰写过大量的社论文章。邓拓还是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
1956年，全国出现了左的冒进势头。邓拓按照刘少奇、周恩来的授意，起草了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毛泽东尖刻地批评说：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内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不引全段，像秦琼卖马，减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面面反对，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革命就是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避免。要分清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以后不要提反冒进。
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说，反左、反冒进，实际上是反我。
1957年反右派开始，“引蛇出洞”、带头鸣放的《文汇报》，被打成右派报纸；而被批评为“按兵不动”、“无动于衷”的《人民日报》，经住了考验。邓拓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如果《人民日报》也被打成了右派报纸，不仅大大有损于党中央的声誉，不知报社还会增加多少右派。
1958年邓拓辞去人民日报工作，担任北京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以后，建议报纸要提倡读书，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
1961年全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9月，北京市委主管的《前线》杂志编辑部，为了使刊物内容丰富多彩，版面生动活泼，由编辑部出面，约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到北京的四川饭店商谈工作。在座的还有前线编辑部的三四位同志。
邓拓对廖沫沙说：《前线》也搞个龚同文、马铁丁那样的杂文专栏好不好？吴晗和你参加，我也参加，三个人写。
邓拓提议用杂文的形式，生活、学习、思想、工作，都可以谈，可以写。吴晗也可以谈历史，古今中外全可以。
谈到署名，邓拓提议：三个人，一人取一个字，吴晗出吴字，我的笔名马南村，出南字，廖沫沙就出个沙字，叫吴南沙怎么样？
廖沫沙说：还是用我现在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吧。
大家一致同意用吴南星来署名。并且约定三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字。这样，1961年10月，《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就在《前线》刊出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邓吴廖三位因为都有繁重的日常工作，平素很少私人交往。邓拓十多年只上过吴晗一次家门。廖沫沙因请邓拓识别一幅苏东坡画的真伪，才到过邓拓家一次。
《三家村札记》从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共发表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短小精悍，立意鲜明，文风清新。在内容上，大部分是歌颂党和人民新生事物新风尚的，也有实事求是地批评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不良现象的，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但是却受到江青一伙人的诬陷和打击。
江青一伙采取断章取义、栽赃陷害、混淆视听的手法，有预谋地开展了对“三家村”的围剿。
邓拓在《伟大的空话》一文中批评吹牛皮、说大话的恶劣作风，写过“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姚文元颠倒黑白，硬说这句话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从而把杂文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
1961年春节前夕，廖沫沙应《北京晚报》编辑之约，写几句迎春、鼓干劲的话，鼓励农业战线的同志要抓紧一年之始，搞好农业生产。文中引用古籍中“腊鼓催春”一词。但姚文元却抓住文中“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大干一场”这两句话，诬陷说：“好一副进攻的姿态！……腊鼓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吴晗写了一篇充满乐观主义的杂文《说浪》。姚文元抓住“浪”字大肆造谣，说这“浪”就是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毫无根据地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三家村”冤案迅速祸及全国。许多领导干部和教育、文化、新闻界著名人物，被当作牛鬼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