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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毛泽东依然在杭州，没有回京出席会议，但会议的部署是完全按照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安排进行的。他冷眼从外地观察着北京的动静。
会议违反正常的党的生活常规，由刘少奇副主席主持，但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包括“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八人，共76人，这些人完全是在北京工作的，而其他在外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人都没有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缺乏代表性、民主性，左倾的方针一开始即占据了统治地位，会议气氛自始至终剑拔弩张，十分紧张。
康生在5日下午和6日上午的座谈会上，连续谈了八个小时。他介绍了毛泽东同他三次谈话内容，讲了起草《通知》的经过。他说，毛主席一再提醒我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一个，彭真一个，杨献珍一个，杨尚昆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谈的剥笋政策。他说对各级领导干部要一层层地剥，一批批地剥，一次次地剥，给与会者以高温的政治压力，
6日下午至7日上午，张春桥也在座谈会长篇发言。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直讲到1965年11月以后，罗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的一大堆莫须有罪名，鼓动向“独立王国”开火。
陈伯达也在7日的座谈会讲话，揭露所谓彭真历史上的问题。他用新账老账一齐算的方法，说彭真在东北搞什么“桃园三结义”，尽力向他泼污水。
1966年5月16日上午，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这个《通知》，实质上是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颠倒敌我，以彭真为批判对立面，把矛头指向党中央的集体；它以无限上纲、以势压人的姿态，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毛泽东对《通知》亲自修改了七遍。他写道：……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毛泽东在《通知》中号召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错误地把大批革命同志，当成革命的敌人。他亲笔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16通知》还宣布：“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姚文元的名字，是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一次会议上由江青提出加上的。当时陈伯达觉得不妥，说：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中央文革辫子。
在场的人很惊讶。江青立即说：我请示一下主席，由主席决定。
第二天，江青在会上宣布：昨天，我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了。
既然主席同意了，谁还敢说不呢？
江青在四个副组长中名列第一，又称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江青是大权在握的组长。
江青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文革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治局之后，江青跳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她的权位已经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重要人物了。
1967年，《通知》一周年时，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通知。
为配合公开发表通知，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写出《伟大的历史文件》的社论，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署名。
毛泽东亲自审查、修改这篇社论，并在社论最后加上这样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毛泽东在这里，向全国人民发出警告：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
打倒彭、罗、陆、杨
通过《5．16通知》的第三天，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大讲“政变经”的讲话，无中生有地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政变。并把彭罗陆杨与“三家村”联系起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6）
林彪讲话中用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说明当前世界政变成风。他说：“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无中生有地诬陷说：“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笔者注：罗瑞卿个子高，人称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接着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们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他耸人听闻地说：“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
林彪语无伦次，大讲反复辟，他说：“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他反复地讲“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狂热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说：“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
末了，林彪热泪盈眶地宣布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充满血腥气味的讲话，在党内外广泛流传。中共中央9月22日专门批转了这一讲话，并在按语中说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说它“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在林彪、康生等人的精心策划下，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陆定一进行了暴风雨般的围攻和批判。
林彪亲自出马，在一次小组会上，尖着嗓子，质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