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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爽朗地一笑，单刀直入地反问：“我还没有跟你说呢，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你怎么知道，我要你干什么呢？”
耿飙笑着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
“那好吧！”华国锋开门见山，说话不再绕弯：“这几天你呆在家里，不要离开。要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
华国锋又交待：“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你明白了吗？”
耿飙严肃地点点头，心领神会地说：“我完全明白了！”
耿飙呆在家里，整天守在电话机前，焦急地等待着。往常他都由秘书或家人接电话，可是，这两天只要一听见电话铃响，他就像士兵接受命令那样，心里激动得直打颤，急忙抓起电话机。他自己也感到奇怪，打了几十年仗的人，竟然也会被即将到来的事激动得寝食难安。
突然，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响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去，脸上显出狂喜的神色，抓起耳机来。
“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吗？”浓重的山西口音从对方电话中传来。
“听出来了。现在就去吗？”耿飙又问。
“你直接到怀仁堂来。”
耿飙立刻跳上汽车，直奔中南海。当他到来的时候，华国锋、叶剑英都已等候在会议室里。华国锋兴奋地对耿飙说：“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并且取得了胜利。王、江、张、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到中央广播电台去，控制广播电台。还有一个卫戍区邱巍高副司令跟你一块去。”
叶剑英紧紧握着耿飙的手，慢声嘱托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邱巍高副司令员来到了。耿飙将军望着他，径直问他：“你带武器没有？”
邱巍高坦率地说：“没有！”
“你要带武器。”耿飙威严地望着他：“光你一个人不行。你下边有部队吗？”
邱巍高说：“广播电台有一个警卫营。”
耿飙又问：“这个营是那一团的？要团长跟我们一块去。”
华国锋问耿飙：“你要不要带枪？”
耿飙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需要你的手令。”
华国锋说：“好！”当即给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长写了一封信：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巍高同志，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十月六日”
耿飙挺直高大的身躯，默默把信看了一遍。他转身对邱巍高说：“光我们不行。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卫团长找来，和我们一块去。”
临出发前，华国锋又一次向耿飙交待说：“一切交给你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十月春雷（17）
耿飙、邱巍高各人带一支手枪和一位警卫团长三个人，马上乘车急驰中央广播电台。这时已经夜晚十点钟了，警卫团长马上按照指示，挑选了20名战士，耿飙随即带着2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把华国锋的信交给邓岗。
邓岗仔细看着信，愣愣地看着耿飙，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耿飙对他说：“派我来这里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那好！那好！”耿飙那张饱经战火风霜的脸，突然浮起了微笑。他用变得温和的口气命令说：“请你把电台党委的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开紧急会议！”
邓岗和耿飙两人相对而望。这两位同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文革”中都被当作“走资派”、“民主派”挨过批斗，对“四人帮”的共同仇恨，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了。
中央广播电台党委会的全部成员，准时到来了。待他们都在办公室坐下以后，耿飙以军人特有的作风，立即命令两个卫兵，在门口站起岗，不经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办公室来。在紧张的沉默里，党委委员们立刻明白发生的事情了。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在此一块办公。”耿飙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说。同时，用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他说：“各位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房子。吃饭、喝水，军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吗？”
大伙连忙说：“明白了！明白了！”
耿飙宣布纪律的目的，是确保秘密，不使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过早泄露出去。他和电台的领导成员挤在办公室里，同吃、同住、同睡、连鞋袜也不脱，在地板上睡了十夜，夜以继日地战斗了十天十夜。
接管中央党报
党中央在决定派人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还决定接管人民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
这时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顶着酷暑炎热，冒着余震，夜以继日在废墟上战斗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在1976年10月6日深夜，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要他明天赶回北京。
迟浩田一时迷惑不解，不知等待他的是凶还是吉。他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篇回忆里写道：“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想想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党带来的巨大灾难，自己就是再受点委屈，甚至做出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笔者同迟浩田同志相识于1970年内蒙前线指挥所。多年保持友谊和联系。他在一篇回忆里，详述了接管人民日报的经历。
10月7日，他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一辆黑色的卧车接进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迟浩田回忆说，“一进门，就看到了耿飙、孙轶青、刘西尧同志。耿飙同志一见我，呼地站了起来，迎着问：“你是迟浩田同志吗？”
我说：“是。”他一把握紧了我的手，大声地说：“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
迟浩田回忆说：
十“耿飙同志伸开双臂就要拥抱我。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耿大使所用的西方礼节虽不习惯，但又毫不迟疑，也张开双臂迎了上去。我们终于胜利了！一种解放了的轻松感、胜利了的幸福感，顿时充溢了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双臂久久地相抱，我们的泪眼久久地对视，总觉得有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
不一会儿，耿飙同志的脸色严峻起来，猛地一拍桌子，说：“我们要去夺权，我们要把‘四人帮’抢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
正说着，纪登奎同志走了进来，热情地与我握手，他说：“浩田同志，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稍顿了一下又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愿不愿意去呀？”
人民日报？！一听说又是到报社去，我不由得犹豫了一下，说：“可以。”
这时纪登奎同志说：“时间紧迫，任务很重。中央决定由耿飙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罢就走了。
耿飙说：“浩田同志，你既然在解放军报干过，咱们就有经验了。我们先分分工吧，我到广播电台，刘西尧到光明日报，你和孙轶青到人民日报去。你先拿出个方案来，看怎么办好。”
鉴于“四人帮”被抓起来还处于保密阶段，我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用句军事术语，就是赶快抢占阵地。
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耿飙同志让我和孙轶青商量个进驻人民日报的办法。
我和孙轶青同志商定，首先和“四人帮”的亲信、也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那个负责人谈话，把我们商量的三条意见公布给他，看他的态度如何。同时请中央给我们写封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介绍信。
耿飙同志很赞成我们的方案，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他来。”
他们几位坐到里间屋内，我和孙轶青在外间屋里等那个负责人。
中央的介绍信很快就拿来了。
不一会儿，那个负责人坐着红旗车来了。他稍高的个儿，长长的面庞，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进门后一声不吭，看了我们一眼，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二郎腿一翘，摆出一种莫明其妙的威风。
迟浩田回忆说：
我强压了压火气，极力用缓和的语气说：“你是鲁瑛吗？”他“嗯”了一声，我说：“你认识我吧？”他眼皮也没翻，慢腾腾地说：“你不就是那个曾在解放军报干过的迟浩田吗？听说你到北京军区当副政委去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十月春雷（18）
我没再理他的话茬，该谈正事了。我说：“既然认识，那就不用介绍了。”“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我把中央的那封信放到他的跟前。他满不在乎地展开信纸，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收缩了。
信的内容大体是介绍迟浩田、孙轶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人民日报宣传方面的问题要请示他们。
落款是华国锋。
看过信后，鲁瑛的二郎腿就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眼神一个劲地打愣。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告诉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