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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是历史的见证。为了记录下这历史的画卷，许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拍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录下了时代的呐喊。外语学院童怀周小组，把集抄的几百诗篇，汇成《天安门革命诗抄》，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留下了壮丽的篇章。
血与火的搏斗
面对人民的怒潮，“四人帮”及其爪牙惊恐万状。他们连日策划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有计划有预谋地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活动。
4月1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说：“南京的事件可能影响北京。这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你们派记者去看看，在广场的人在干什么？是不是在闹事？”“可能要闹事。”姚文元还说：“送花圈的都是什么单位？这些情况可以在情况汇编上反映，未登之前，先送我看看。”他说：“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
当天他还给中央广播事业局打电话说：“清明节是个旧习惯。现在天安门前送花圈悼念周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
四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的性质。”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清明起春潮（4）
“四人帮”还下令对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人，采取特务手段进行跟踪盯梢。王洪文亲自给他们在公安部的亲信打电话，下令对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人采取法西斯的跟踪盯梢。北京市公安局还做出“进行跟踪，查明下落”，在“适当地点处理”、“监视跟踪，查明下落”、“揭露扭送”等八条规定。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会议上，介绍了天安门广场情况：在纪念碑前，花圈有2073个，单位1400个，有的不写单位，大的花圈有六米直径，一部分写人民烈士，一部分写总理。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
会后，毛远新立刻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周总理，少部分有影射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为：‘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组织活动。’”
会议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
这个决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4月4日晚11时，“四人帮”及其爪牙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的行动。
连日来，王洪文亲临现场指挥，他多次从人民大会堂坐着小汽车来广场窥测动静，4日晚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又一起来到大会堂，策划镇压广场群众。
江青板着铁青的面孔，训斥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北京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你们就不管，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人，该抓的抓，该判的判！”
王洪文马上附和说：“对首犯要判重刑！”
深夜，王洪文又坐车到广场兜了几圈，然后，偷偷钻进西南角上的小灰楼，亲自坐镇指挥，调集了200辆大卡车和几千民兵、警察和解放军战士，开始搜捕、殴打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当即将57个抄诗歌的群众押往中山公园“审查”，把成千上万个花圈清扫一空。
4月5日清晨，天安门广场呈现一片凄惨景象。花圈收走了，诗词撕掉了，挽联、标语、条幅都不见了。军警民兵组成的三道森严的封锁线，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一摊摊雨水，在水泥地上闪着亮光。
天亮了，成千的群众继续拥向广场。北京127中学30多个同学，抬着“周总理永垂不朽”的花圈挽联，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近纪念碑。但被人以“纪念碑要修理”为由拦住了。
“为什么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
“人民英雄纪念碑不让人民献花圈，还叫什么纪念碑？”
愤怒的学生们冲破拦阻，在四周群众的声援下，将花圈高高放在纪念碑基座上方。
9时左右，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大门口的很多人，继续喊“还我战友，还我花圈”的口号。
这时，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说：“送花圈没有用，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
在场的群众立即跟踪追赶，将他从人民大会堂北边的通道里揪了出来。
“联合指挥部”得到群众“要冲人民大会堂”的报告。他们除马上增派军警外，还调来两辆广播车，在大会堂大门前的马路上来回行驶，反复宣讲：“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被激怒了的千百群众，立刻把广播车包围起来，将其中一辆车推翻捣毁了。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十时左右，汇集在大会堂东门外的数万群众，高唱“国际歌”，同奉命而来的守卫人员发生了对峙和冲突。
中午，群众从一个工人民兵口中得知：“三联指挥部就在小灰楼上！”
很快，群众排成十路纵队，手挽手，肩并肩，高唱“国际歌”，自西向东横穿天安门广场，向小灰楼走去。几名群众代表，走进小灰楼谈判，但到处找不见指挥部负责人。人们再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在下午一点五分，将指挥部负责人坐的上海牌小轿车烧毁了。接着，又烧毁了指挥部的两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工人民兵的几十辆自行车，也被投入了浓烟滚滚的烈火中。下午5点多，灰楼前的警卫部队撤走，群众冲进了灰楼，点燃楼里的稻草，把小灰楼烧着了。当时，在场的几万群众，不去救火，反而用欢呼、喊口号，表示自己对法西斯暴行的抗议。
血腥的镇压
4月5日清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天安门情况，送报政治局，并经毛远新转报毛泽东。
《情况汇编》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的胜利。”
4月5日上午，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江青，气势汹汹的，手里拿着一条木棍，走到毛泽东病床前，对毛泽东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毛泽东看了看她，没有讲话。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做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儿，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拿着政治局会议关于“四·五”事件的决议，向毛泽东汇报来了。
据毛远新交待，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昨晚政治局连夜开会。大家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有邓小平、邓纳吉支持。会议讨论要处分邓小平。会议还决定，将天安门前的花圈烧掉，要吴德在广场上讲话，通过了他的讲话稿。”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汇报，喃喃自语道：“那样多人为何跑到广场上去呢？”
毛泽东神色疲惫地闭上双眼，久久默默无语。后来，又倏然睁开眼，缓缓地说：“就按政治局的意见办吧。邓小平不是纳吉，对他还要作思想工作，要让他写检查，一遍不行就写两遍、三遍。总之，他要认错，要把问题讲清楚。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打击……君子动口也动手嘛。”
1980年10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曾讲到毛泽东的这次失误：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清明起春潮（5）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做出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4月5日下午二时，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经过讨论，当即决定：
一、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一次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会议通过他的讲话稿。
二、立即组织民兵，对广场上的群众进行包围，分割后对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政治局会议开了一个小时，三点钟散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随即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坐镇，指挥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
4月18日，张春桥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4月5日，我是中午来到的人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
五日下午，邓小平也到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张春桥对邓小平说：“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吧，这是反革命暴乱，是有组织的，你就是纳吉！”
姚文元接着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次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还不是暴力革命吗？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