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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逑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当天，这位教师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送给毛泽东复核，得到毛泽东的点头认可。
姚文元得知此事以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毛的看法。他认为毛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他并且提出几条具体措施，要《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等“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毛泽东看信后批示：“同意。”
随即，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江青、姚文元等人马上利用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在全国报刊上掀起评《水浒》运动。他们用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说：“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评《水浒》“有着重大意义”。
8月下旬，江青召集文化部长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社论明确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接着，全国各地报刊一轰而起，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文章，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江青比资本家还厉害”
1975年9月4日，江青坐着专列，带着随从50多人，带着汽车和几匹马，来到大寨。带的东西上自冰箱冰柜，下至大小便盆，无所不有。她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大院，占用十几孔窑洞，三个套间，分别做她的休息室、卧室、会客室、餐厅、打扑克的娱乐室。江青规定，在她住的地方，不准参观，不准开水管，不准进汽车，不准开有线广播，不准用吹风机，三十里内不准开山放炮。群众气愤地说：这那里像共产党、简直比资本家还厉害！
江青一到大寨，就对支部书记郭凤莲说：“你知道我这次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邓小平是反对我的……”
江青头戴草凉帽，腰挎小黄包，骑着白马奔驰在大寨山峁上。她时而抱抱小白兔，时而逗鹿玩耍，时而探访她那条被人填成猪场的“战壕”。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在“批邓反击右倾”的激流里（2）
这天，江青走进供销社，一气买了40多件东西以后，要售货员写下自己的名字。江青看见售货员只写了自己和父亲的名字，而没有写母亲的名字时，她突然发火了：“为什么不写你妈的名字，你们不是妈生的？没有母亲，你从哪里来的？这是大男子主义，你们要把妈放在父亲上面，造他们的反，将来女的要掌权，社会就是从母系氏族来的。”
她来到虎头山大寨公社牧场，一批男社员来迎接她，她又生气：“怎么都是男的，没有女的？给我找几个女的来！”
后来，她发现群众平了那不足三尺深的“战壕”，大发雷霆，责怪大寨干部：“为什么不给我报告？是不是邓小平让你们填的？”江青对郭凤莲说：“你要写检查，陈永贵也要写检查！”
9月7日，江青对毛泽东批示的电影《创业》，发泄不满。在一次座谈会上，她对特地从吉林叫来的《创业》作者张天民和吉林省委负责人说：“你告了老娘一状呵，你不要以为通了天就了不得，就翘起尾巴了，他们是逼着毛主席表态批示的。”“你告老娘刁状，老娘今天就教训你……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她还胡说：“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9月12日，她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用教训人的口吻说：“小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篡夺了领导权”。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100多新闻界、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她说：“为什么主席批示《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江青接着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啊，我看是有的……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江青攻击影射邓小平的讲话，引起了新华社记者的气愤和重视。记者立即将江青讲话写成汇报材料，送交新华社通讯社副社长穆青。
穆青认为事关重大，当即打电话给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吴冷西说，有重要事同他商量。
吴冷西马上乘汽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等候的穆青接上汽车。穆青把汇报材料交给吴冷西，请他设法上转。两个人在车上交谈，认为事态非常严重。江青不仅要再次整掉邓小平，还把矛头对准支持邓小平的周恩来总理。
1996年10月，笔者在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上，听到吴冷西详细讲述了他们这次向毛泽东状告江青的经过。
吴冷西说，他接到材料后，立即把材料送给胡乔木。胡乔木一看便和他一道来到邓小平家中。
邓看了材料，严肃地说，这个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不能由我交主席。你们要另找渠道，把材料报告给主席。
吴冷西用车再次从新华社把穆青接出来，俩人商量决定，请新华社采访中南海的记者李琴想办法转上去。新华社社长朱穆之、穆青和李琴三人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讲话是攻击邓小平。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江青利用权势，对敢于向中央反映的三位新华社同志加上“反党集团”的罪名，连续批斗，隔离审查。
半路杀出个毛远新
1976年2月，江青曾向人谈到主席和政治局对她的批评，江青说：“我们几个人那时候，日子不好过，挨了半年整，大家也不敢来往了，我这里连鬼都不上门！……一批邓，政治局就不一样了，我也可以说话了，主席给了我发言权。”
江青又说：“最重要的是儿子回来了，就是远新，他叫我妈妈。儿子一回来，当了主席的联络员，政治局批邓一搞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江青这里说的叫她“妈”的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2月，他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国民党的监狱中，母亲是革命干部朱丹华。
1946年6月，他同一批革命干部从新疆回到延安。以后在小学、中学读书，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1961年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64年7月5日，毛远新从哈尔滨回北京度暑假。毛泽东同侄子毛远新作过一次“七月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远新从此名闻全国。1965年夏天，毛远新从哈军工大毕业，到第7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工作。1966年9月初，他申请回到哈军工。9月底，加入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成为造反派头头。1968年5月，毛远新调到辽宁，先后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委、政委，直接管吉林、黑龙江、辽宁三个省军区，成为“东北太上皇”。
1975年9月，毛远新从辽宁来到北京。他以毛泽东侄儿的特殊身份，取代了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一跃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由于有这个“传话人”的联络员，负责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更难于直接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处于完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集体的状态。毛远新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和最高决策机关之间的联系纽带，起了任何人都不能起的特殊作用。
毛远新搬进了钓鱼台。他几乎天天与“江妈妈”联系。他还经常来到江青住处聆听“江妈妈”的教诲。江青向他提供炮弹，灌输她对邓小平怎样“恨之入骨”。
“去年邓小平对我可凶了。”江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