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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说：“我也喜欢听箫啊！”谭先生愣了，南方封闭的窗子老头是听不见屋里传出的箫音的。但是他也没当回事。冬天到了，老头经常缩在门厅里，有次穆晓晓写了个纸条（谭先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穆清风”，说一个男青年不要叫穆晓晓，太女人化。）说：“老板我可以送给那老大爷一杯热水吗？”老板一想：干吗热水？咖啡！那饼干、香蕉都给他吃吧！谭先生表现得非常好。老头千恩万谢。过了些天，有个台湾的富孀，带着保镖，带着秘书来签了一大笔合同，临走的时候说：“我要他。”要穆晓晓跟她到她住的地方去，为她吹箫。谭先生说：“那清风你就去吧。”因为谭先生刚签完合同。但是清风不去。这一切，那个学院派的女孩都看在眼里，她挡在门口，说：“清风不能去。”谭先生说：“你是我的雇员，我要你去你就得去。”后来老头也在门口说：“人家孩子不愿意去，你们干吗拖人家？”保镖就把老头修鞋的箱子踢翻了，也把老头踢了几脚。谭先生很恼火，清风你怎么这样！这时候女孩说：“老板你怎么这样？他们是什么人，凭什么他们可以带着一个青年去给她吹箫？就因为她有钱吗？”我们读书的时候为什么喜欢《简•；爱》，简就是这样对书中的男主人公说的：“以为我穷，以为我卑微，以为我难看，就以为我没有感情吗？我和你一样，心中是有感情的！”谭先生受到指责之后就当着两个青年的面，打手机告诉对方，合同全部取消，
还骂了对方：“你们这样是侮辱了我！”这时谭先生的形象在两个青年的眼中顿时高大了起来。又有一天，一个新加坡的画家来了，省市的领导都来了，画家非常满意，说：“我去过那么多画廊，只有这里有音乐，而且是现场演奏的琴和箫，不是洋乐，我喜欢！”谭先生也非常高兴。正在此时，马路中间传来喊声：“出事了！修鞋的老头被车撞了！”整个画廊肃静下来，哑子穆晓晓忽然说出话来，喊了一声：“爷爷！”而且是女孩子的声音。他跑出去，他看着一辆车刚刚开走，顿足大喊：“爷爷啊！”可是修鞋的老头并没有撞着，是别的一个老头。老头在边上说：“晓晓，爷爷在这呢。”这时候祖孙二人抱在一起哭了。但是谭先生气了：“原来你是女的，原来你会说话，原来你欺骗了我！走人！”祖孙俩就走了。那个女孩也走了。若干天之后，谭先生觉得自己做得是不是不对呢？这时候，那女孩打电话告诉他：“我早就知道她是女孩了，我还追求过‘他’呢。当我知道她是女孩以后，我愿意和她一起骗你。因为她和你艺术家在一起，有这份钱挣，她感到非常安全。一个女孩子以吹箫的状态出来闯江湖是多么不容易，她的爷爷只好她走到哪，陪伴她到哪。”谭先生说：“你去找她，找到的时候告诉我。”他们祖孙俩挣钱只因为她的姐姐在生病。有一天女孩打听到了晓晓的
下落，来找谭先生。谭先生发过誓，说：“晓晓不回来，我这里就不可能有别人在这里吹箫。”但是当女孩推开门的时候却发现，又有了另外的人在弹琴、吹箫。这事在谭先生那里，尽管他是搞艺术的，也已经淡忘了。电影厂的编辑们听到我讲了这个故事说：“我们来拍一部电影吧。梁老师你来写。因为法国要跟我们有文化交流，要一批风格现实主义的，内容生活一点的、人物底层一点的电影。”我说我没有时间，但是最后一幕我已经想好了，就是这个学院派的女孩在暑假的时候背着大琴，迎着落日，走在城市的尽头，她的心声说：“晓晓，不管这是不是你的真名字，我要找到你，我要帮助你！”但是我没有时间，我把这个故事在课堂上讲给我的学生听，我的学生觉得：老师你这是编的什么？因为老师在教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我为什么产生这个念头呢？因为我确实有一些画家朋友们，我也确实到过一个地方，我也确实看到这样一个孩子，我跟她聊天，她毕业了才挣一千五百多元钱。而我同时想到另一件事，就是我以前出差的时候，在90年代初吃大排档的时候，有那么多南方乡村的小女孩在演唱，这时候我想起了《洪湖赤卫队》里的“手拿碟儿敲起来”的女孩，我们坐在那里一招手就过来，十块钱就点一支歌。我这个已经不是穷人的人经不起这个。主人还说“没唱好，梁老师不满意”，我梁老师早就满意了，是你们不满意！钱不给人家，女孩就哭，只好接着再唱。我仿佛从她们背后看到了一群同命运女孩的身影，再接着给我上一只大螃蟹，说一百八。我就说直接把这一百八给我，一百元我留下，八十元给她，不是挺好吗？正因为这些，早就想虚构一个故事，然后我把人物关系列在那里，我说同学们你们来编吧。二十六号我就让我的学生们在编。当然他们编得五花八门，比如说：这实际上是兄妹俩，妹妹在音乐学院，是高才生，她一定是爱上了谭先生，谭先生一定是有妇之夫，毁了妹妹的声誉，又毁了妹妹的学业，哥哥愤恨了，最后就把谭先生杀死了。还有的同学说，事实上还是兄妹恋。我就觉得我的学生们怎么了？现在一般的爱情已经过时了吗，开始是兄妹了，对吧？兄妹出生的时候是双胞胎，很早的时候父母出车祸死了。不不，不是出车祸，而是父亲负心于母亲，但是还没有结婚，母亲把双胞胎生下来之后就死了，告诉孩子你们的父亲是最坏的人。然后兄妹俩就分开了，经过了十五六年不认识。他们是亲兄妹，但是哥哥却爱上了妹妹。可这女孩并不爱哥哥，爱上了谭先生，谭先生其实是她的生父。我说亲爱的同学，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他说：我想尝试讨论一下超伦理的人类情爱。我就说了一番话，我好有一比，这就像是孩子搭积木，你们的老师只用寥寥的几块积木，一种简单的人物关系搭在那里，传达出我要传达的愿望。我也在想，可能我今天对你们讲的那些，关于文化，关于文学，包括我们今天这里讲的，对我的学生们，中文系的学生们，真的能进入几个同学的心中？当然我也有我喜爱的学生。昨天我的一个女学生，她是湖南凤凰城里一个清贫的侗家的女儿，也曾经是我们学生刊物的主编。她现在毕业了，在《科技日报》打工。给老师打了电话说：“老师我要采访您一下，我们的主编也陪我一起去。”说句实在话，我明天真想什么人也不见，但是我一想这关系到我学生的工作可持续性的问题。我的这个学生写过《秋菊》，写她家乡的邻家女孩，十六岁就要打工，十七岁就结婚，写了《阿婆谣》。当这样的两篇文章放在我手里的时候，老师终于看到了他的学生抬起头来，回过身去，写自己所独有的角度发现的人物。我在班上读，给其他人讲。我知道，现在要感动大学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是不是？我的学
生们都说发表作品这么难，我说：“难吗？杨燕群的这两篇作品放在这，老师在刷牙在洗脸，还没洗完呢，就有到我家的记者编辑说：‘这文章是谁写的？我要！’”我们的文化要这个！不是别的，是没写出来，没写得真实可信。我还有个学生写过《父亲》，也是篇好文章。我们的研究生还办了一期刊物，我给他们确定，如果这里没有众多的文章，冲淡我们大学校园里那种甜蜜的轻飘的无病呻吟的写作氛围的话，你们下期不要办了！有足够分量的，不管是谁的，外校学生的，也发在我们刊物上。我们的刊物也欢迎清华大学的学子来投稿。我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个矿业大学的男生，他写了几篇文章，我一下子发现这个学生不错，这次又给我们的《文音》投稿了，《文音》的主编说，还是他写得好。《文音》出过以后，在印刷的时候因为有了这样的内容，印刷社的女孩说：“我看你们有一期写父亲的，有一期是写农
村的，我看了好感动啊！你们下期还出吗？”这就是我们的人文写作和民间发生的联系！当然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写作，我记得有一次某些影视剧编辑请我去，出题说“女人三十三”，梁老师能不能写？说女人三十三，那些白领啊，她们的婚姻处于一种动荡的阶段，等等。我说我没这经验。还有个选题说“男人六十六”，男人六十六了，临进养老院的心态，我说我离六十六还有若干年，我也写不来。投资方还在，我就说：“我来讲一个故事吧。”我讲了一个小五姨的故事。作为一个作家我经常接到许多信，我接到过这样的信，不断地连续地给我写，而且字迹那么地幼稚，副标题可以看作“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当然不是说她爱上了我这个50多岁的作家。她说：“梁作家，我们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