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那个代表极“左”的人物可以表现到什么级别？村党支部书记行不行？最初是不行的。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党的代表。然后一点点突破。人们甚至可以通过电话传达说，我们现在可以表现到村党支部书记了。又打电话说，某某写到了一个极“左”的人物，已经是处级干部了。这十年就是这样，大家想做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反思工作。这种反思也无非就是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但它是非常艰难的，可能会被指斥为“精神污染”。这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今天我觉得可能有些确实是污染，但是那时候的文化总体上是庄重严肃的，但似乎越严肃的作品越具有“污染性”。那时候作家也不把自己的力量放在用俗恶的爱情去污染我们可爱的大众。那时候作品还探讨一些思想。当然，那时候我们的文化忽略了儿童少年。对于我们的国家终于有机会来传播一下人文的思想，尽管是功亏一篑，但是我们忽略了新一代青少年成长起来了，他们有阅读的渴望，他们的渴望是有特征的，必须是直接反映他们青少年的青春期成长现状。我这一代作家很少提供过这种文学。他们是间接地从我们作品里面得到满足。正如我们间接地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看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一样。我们没有做好，我们顾此失彼，觉得那事可以以后再做。我们要先把反思做好。尽管在反思过程中也不断有人重新翻身落马，但是在这过程中琼瑶来了，她给了我们青年人我们所不曾给予的那部分阅读种类。再接着香港台湾的歌曲也都来了，接着是商业化，到现在我们已看得很分明，我们的文化在娱乐性上和西方的文化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我们也在高兴，“彼乐也，吾亦乐也，天下同乐”。但是仔细看，是不同的。不同就在于人家的青少年的脚下有一块人家的先人们几代文化人，用二百多年时间锤炼出来的一块人文主义的文化基石。在这个基石上，他们可以尽情摇滚，可以唱流行歌曲。当娱乐之声停止的时候，他们又知道他们是站在一块人文主义的基石上。而我们的基石是什么呢？它在哪里呢？我们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今天谁又来想到我们要同心协力来做这样的事呢？这也就是我特别强调人文主义的阅读和写作的前提。可能你们的胡老师正是听了我在评委之间的这段发言，他就希望我到清华来讲一讲。
我来之前，自己首先就犯困惑，觉得自己这些话适合在清华讲吗？我讲了以后会不会给胡老师带来不好的牵连呢？这些年以来，我事实上已不太谈这些话了。我甚至也不对我们的文化和文艺提出批评了。以我的眼我看到了应该批评的现象，在我们的电视里，一个时期以来，除了帝王将相就是长袍马褂，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于现实反应的能力和关注了吗？有时
候我觉得我真要说话，但是我一想好多电视台领导都是我的朋友，好多编辑演员也是我的朋友，还有我会质疑自己的心态是不是对的。你是不是以一种老夫子的心态来嫉妒我们青年人娱乐的权力呢？如果这样问自己，觉得自己是太可鄙的一个人了，你看着大家娱乐你自己不高兴吗？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忍不住写了一篇作品叫做“皇帝文化化掉了什么”。在21世纪初年，我们国家集中推出了一批皇帝文化，而且有些皇帝文化完全把皇帝们加以美化和歌颂，尽管他们也有缺点，但我感觉到他们是穿古装的“孔繁森”。我觉得那些剧里所传达的是这么一种意图：看，做一个皇帝，他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你们做老百姓的，身在福中，还想干什么？你们还不感动吗？你们还不做一个更好的百姓吗？所有的天子，变成了那样一些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而且我们的歌词中直接写“你把你的身影投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你把你的热血洒在什么什么”，真是反进步、反民主、反文明的文化现象。
再就是电视剧中不断出现少爷型的翩翩青年和那些美女们拥有亿万资产的大公司。而我们现实生活中没有看到那样多的情况。所有这些电视剧在我这里看来也不过是那公司、那女人、那阴谋和那一大笔钱。我们几乎完全放下了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现实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的关注。当然我们知道文化有一种功能，就是当它走到极端的时候，必然会有调整。那现在确实我会看到，我数了数，有《母亲》、《继母》、《嫂子》、《五妹》等等这样一些剧目出来，我会觉得欣慰。至少我们的视角已经转向了一般百姓的家庭生活。尽管它只不过是亲情主题上的，也比那些玩意要强。我的一个欣喜就是在评奖过程中，所有那些大剧有时候还是得的第二类奖的最末奖项。证明我们的观众、评委们开始萌发起来要求文学文艺反映现实的愿望。那当然，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对于我们的青年是有伤害的。二十六号上课的时候，前三次课我只讲了人文主义，不讲别的。要求我的学生必须在老师上课之前起立。我说这跟师道尊严没有关系。老师不是说在这里面对五十多个学子说我要一点尊严。而意味着，当学子们起立的时候，是一个“场”已经开始了，一个特殊时段开始了。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读书与人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3）
他们通过起立对老师讲课提出一种要求，老师接受这种暗示，我要对得起你们往起一站。再接着，我说因为我们也是有学生刊物的，有三种，一种是校方的，两种是我所支持的，老师经常要写几个毛笔字去卖钱，至少还是名人，是吧？我可以让同学们办刊物。上学期期末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老师在开会时说，要不我们有个刊物就暂停吧，不是钱的问题，关键在于质量。我经常看到，我的忧伤啊，我的痛苦啊，我昨夜的梦啊，我幻想中的白马王子啊，我的天哪，交的作业也是这样。老师真想看一下你的父亲啊，你的母亲啊，你曾经遇到过的什么人什么事啊，看不到。因此我觉得，请你们把头抬起来，把目光望向远处，超越大学校园！如果你们还是什么都望不到的话，请转身回头，望你来自的那个地方。我想在座的一定有相当不少的是农村家庭的同学吧？把你所经历的那个小镇、那个农村的生活写给我们看哪！但是怎么说都无济于事，我所面对的那个文化是那么强大。谈到文学写作的文化关怀问题，我的同学们，你的眼睛真的都看不到，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一些比我们大学学子人生更艰难的人生吗？或者你们听到过没有？不要把以为听到的写出来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大多数也是听来的。作家应有一个本能，他的耳朵要特别灵敏。《苔丝》这一部书，是哈代听来的一件事。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不过是报上的一小条新闻。你有情怀，你听到了可以表达。但是我的学生突然说，老师，如果我们自身并未经历那么样的人生苦难，而我们去写那样的人，我们是不是太矫情？这话我当时愣了一下，问：“孩子，你接触了什么？”我想到有些电影里，那些母亲和父亲们，经常看到陌生人要伤害自己孩子的时候会说：“你把我的孩子怎么样了？”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学生们接触了什么让他们说出那种话？“矫情”两个字在那样的话里，意味着会使五千年文化的全部人文主义都没有意义。我们于是可以说：雨果写《悲惨世界》是很矫情的啊！因为他是贵族。尽管是他虚构出来的。雨果是矫情的；托尔斯泰是矫情的；屠格涅夫是矫情的；左拉是矫情的；巴尔扎克是矫情的。当我们以这样的状态去看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这是极为可怕的。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会非常严厉地批评他们，我觉得我本来是讲“创作与欣赏”，但我已经不是在讲这个问题，而是讲情怀问题。同学们觉得读到研究生了，然后说：如果某些苦难根本与我们无关，我们又何以能为之感动？潜台词是说：企图通过这样的作品来感动别人的人是多么的愚蠢！这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理念。我在跟其他国家的人接触中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状况。正因为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提倡读一点人文的作品。如果大家喜欢写的话，就像我对我的学生说的：抬起头，放开目光。写作这一件事，不像小曲之与小女子的关系。小女子悲了也哼歌，婆婆给气受了也哼歌，高兴了也哼歌。写作和人的关系不是这样。写作说到底是把这些人的命运写给更多的人看。当我的命运和这些人同命运的时候，我要写这些人；当我的命运已经超高于这些人，已经从贫苦的层面上升起来的时候，我更有义务这样做。这才是写作和我们热爱写作热爱文学热爱文化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胡老师，我又发现这变得像我的课堂一样，你们因我的话感到了极度的压抑，是不是？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上学期我是大大发了一顿脾气。你们都知道毕业之后要写论文。本科生也罢，研究生也罢。当我和几位老师坐在那里，由我来主持论文答辩的时候，都是谈关于什么什么作品中妓女形象的塑造的问题，什么什么作品中性爱的问题，什么什么作品中乱伦的问题。有同学还直接写到什么关于中年男子对于少女的变态性心理的问题。我就看我旁边的两位中年男子老师。我们的论文都是那样，看某作家的作品时仿佛看的就是，他写了那么多糜烂，多么美丽的糜烂啊！我看完之后，说再请某某老师去看，某某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看了之后，真想扇她！”我说我也有同感，而且还是女孩子。我们那么单纯的读了大学的女孩子，我们家长出了那么多学费来学的是中文。若把这样的论文寄给家长看，他们会作何想法？这不是我们教的啊！我没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