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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记者组织2005年1月5日的上年度统计报告
和那些针砭时事的知识分子一样，记者是“社会良心”的看门狗，公众利益的守护者。
他们不直接享有社会权力，却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无论在全球哪个角落，普通人想要了解和判断世界，多少总要借助媒体和记者的力量。他们是资讯过滤器、环境风向标；是假恶丑的镜子，真善美的喇叭；是民声的解压器，社会互动的纽带；是善良、正义、理性、宽容、同情、公平、希望、勇气……
第二部分恐怖分子向我们这边冲过来（3）
我们理想中的“社会良心”，其实就是所有这些人类珍贵品质的表达，是靠近完美人性、人生、民族、社会、政府、国家的愿望。尽可能慎重地运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把真相如实地传递给由各个阶层、行业、人群组成的社会。
现在的新闻和传播理论认为，新闻记者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殊为不可能。因为我们是肉体凡胎，不是神。但是，一个优秀的记者还是会竭尽所能去“接近真相”、“说出真相”，而不论这真相的面目如何。这就是新闻记者的职业守则。所以，如果公众通过记者的真实报道，看到了不幸、痛苦、死亡和罪恶。请感谢上帝，因为你没有遭受愚弄。
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所有的“读书人”似乎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但实际上，“读书人”与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差异。
“读书人”是从身份的角度对社会上的文人学者的一种概称，它并不含有某种感情的倾向，或者它虽有某种感情的倾向，但只是相对于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终日挣扎在生活第一线的下层民众而言。他们之间仅是谋生方式或手段不同，在功能或价值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而知识分子却不同，它并不单单是一种地位的确认，而且还隐含着一种价值的判断。
知识分子应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能对社会的弊病一览无余；他们拥有开拓的视野和清醒的头脑，在社会陷入迷热状态时仍能保持冷静；他们服从良知的召唤，在正义与权威之间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们没有自己的私利，总是通过批判社会来保持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批判的使命使他们具有了独立的品格——不仅独立于权势熏天的官僚阶层，而且还独立于对自己命运茫然无知的下层群众。
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是向社会揭示危机，“危机意识”应是其固有的本质属性，由于其人格的独立，它可以冷眼旁观社会上的各种弊病得失，为社会弊症提供有效的处方。它从不惧从于权势，权势只能压制其文字而无法干涉其灵魂，它也从不疏离民众，总是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呼吁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社会。总之，他们的功能是“批判社会的弊病并使之及早克服，抑制社会的非理性因素，使整个社会不致陷于狂热与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不仅应是社会的防腐剂，还应是公正的代言人，更应是良知的守护神。
所以康德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反战英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是美国政府差点判以115年徒刑的“政府叛徒”。
1971年，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将美国五角大楼有关越战真相的7000多页内幕文件泄密给《纽约时报》，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战浪潮，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彻底结束越南战争。而政府认为他的泄密行为和《纽约时报》的报道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把二者告上法庭。
美国政府和新闻界打起了官司。而美国法院以6票对3票判新闻界获胜。大法官Potter Stewart在意见书里列举了总统和行政分支的强大权力后指出，唯一真正能够对这样强大的行政有所约束的是，经过启蒙的，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只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持批评态度的大众意见，能够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体系。他说，“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
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个质朴的民工傻根，带了六万块钱坐火车回家，他不知道也不相信天下有贼，善良得让人心疼，结果他半道上帮过的一个女贼就一路暗中保护他。别的贼把傻根的钱一次次偷走，女贼帮他一次次弄回来，而且从不告诉他周围有一群贼正在暗算他，企图保住他的天真无邪。为此女贼甚至牺牲了男友的性命。故事曲曲折折地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对善良无知的人隐瞒真相，就是最大的欺骗。
第二部分卢宇光说危险：手雷买一送一
（卢宇光 1983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外语系，参过军，在大陆数家媒体当过记者。1994年赴俄罗斯求学，先后获得莫斯科莱蒙诺索夫大学新闻研究生、博士生学位。曾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PT）和俄罗斯东方电视台的新闻评论部工作，现为凤凰卫视驻莫斯科首席记者。）
别斯兰事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别斯兰事件只是我在从事新闻事业中的一个小插曲。在世界各国的危险职业统计中，记者都名列其中。我们驻俄罗斯的记者，就面临这么一种状态，生命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前不久，吕宁思和一位港人摄像师重回别斯兰采访，我们身后跟了一辆救护车，那位摄像师看不懂俄文，突然回头问我，这辆停尸车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从内心来讲，我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儿子，对生命应该非常珍惜，但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冲上去。这不是说我有什么样的境界，而是工作需要。职责需要。我当过兵，我知道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
不过，有的时候，你根本保护不了自己。2005年2月，伊拉克大选，我前去采访。在那里，我就不知道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觉得生和死几乎全在一瞬间。我是从安曼坐车进入巴格达的，从安曼到巴格达有上千公里，我们租了辆吉普车进去。车开到距离巴格达两百公里的时候突然有人拦我们车，我想这下玩完了，非当人质不可了。没想到这是一个穿便衣的警察，感觉拣了条命似的。
我的驾驶员是个秘密警察。他把我拉到巴格达后，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不买支枪防身呀？他带我到枪店，我买了一支AK…47冲锋枪，花了500美金，他问我手雷买不买？我说买手雷干什么？他说，你手里拿上手雷，恐怖分子不敢劫持，这个买一送一，一个手雷20美金，再送一个。
事后我才知道，一支AK…47冲锋枪在实际只卖250美金，一个手雷只卖5美金，我被那小子敲了竹杠。到巴勒斯坦饭店之后，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订房，美军不让我进，当时我带了很多设备，还下雨，跟美军说了很长时间，那个意大利被劫持的女记者就跟美军说情，让我住下了。我住在6楼，两边都是美军特种兵，而且没有哪天晚上不响枪。我睡觉时也穿着防弹衣，戴着钢盔，子弹上膛的枪放在窗台上。我们到巴格达第18号选举站采访时，就有一发炮弹打到楼顶上，没炸，又蹦下来，炮弹头像皮球在地下蹦蹦跳。
为了采访安全，我还买一个假胡子贴在脸上，头上缠条大围巾，身上穿个大袍子。我也不敢到饭店以外的地方吃饭。怎么办？吃早餐时，乘人不注意，拿上20个鸡蛋，藏在大袍子里，一天就吃这个。
相比之下，意大利女记者斯格雷纳就非常大意。有一次我们到美军新闻中心去采访，因为我们有吉普车，有自己的保镖、摄像师和翻译，就带她一起去。回来时，她下了车，说我去买一个电话卡，我说我在路边等你，她说不用等了，你先走吧。胆子特别大。她被绑架前，对我说，咱们去巴格达大学采访去。我第一次去巴格达时，去过巴格达大学。我说那个地方不能去，太危险了。但是她不以为然，结果当天就被绑架了。
我们国内媒体有两个记者在巴格达常驻，我非常敬佩他们。我采访他们的时候说，过年了，对家里说点什么吧。男人轻易是不流眼泪的，但是，那一刻，两个人都哭了，说不出一句话来。在国内和平的环境下，不要忽视记者的劳动，忽视他们的处境。我觉得这种记者的素质和品德，是值得尊敬的。
我为什么在危险的时候要冲上去？我觉得凤凰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拿钱是买不到的。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不容易，四十岁是一种积累，你的人生，知识，品德，都需要有一种释放，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但是，凤凰给我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所以每到关键时刻，我如果不上，感觉到有负于凤凰。
我非常喜欢看《水浒》。我觉得一个男人对事业、家庭，对自己的子女、父母，应该知恩图报。正因为有这种心情，关键时候我是憋着一口气做新闻的。老板说，要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我觉得我们不会做得比别人差，你能做到我会比你做得更好。正因为这样的心情，我们在努力做自己的工作。
我在莫斯科，每天起来首先要看一下俄罗斯的新闻网，然后看一下国内的新闻网，然后要看路透社、美联社、BBC的新闻报道，寻找关于俄罗斯的报道。如果他们报了我没报，就是我的失职。莫斯科和中国有6个小时的时差，我每天晚上壹点要跟香港做连线，白天则要做两条以上电视新闻。我们资讯台没有给记者规定任务，全靠自己。我们凤凰有一个新闻发稿网，那上面记录着各个记者站的发稿情况，无形之中是一种相互比较，搞得我差不多是24小时干工作。在起跑线上追着别人走。
从巴格达返回时，我们的车要经过一段“死亡之路”，我们台里的头儿一直用手机与我保持联络，一直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