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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铁路系统专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如果不汲取以往其它产业的教训，“高铁搞不好又会陷入到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的尴尬境地。他说，高速列车大量从国外进口，不但会巨额消耗我国的外汇资源，还将国内的研究机构排斥在整个技术进程之外，让国内研究机构失去与其同生共长的可能性，如果这一态势长期持续，行业内的骨干企业都可能下滑为国外企业的配套车间。
此外，由于购买的外国高速列车一般比国产高速列车要贵一两倍，无疑会增大铁路客运的成本。已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完全可能因此重陷亏损。
目前，铁路提速所需要的大量基础设施的改造资金，都压在铁路运营部门肩上，各铁路局只能挤占设备维修费、收紧职工裤腰带。近几年，国有垄断行业经营形势纷纷看好，职工福利良好，唯独铁路职工没有分享到这个成果，对此金履忠认为，“原因就在于铁道部的决策方式出现了问题，为外国企业贡献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太多”。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本次引进的高速列车的牵引、网络控制、制动、辅助系统和ATP／ATO／ATC的关键技术，无线网络接入和GPS等远程控制和监测等手段，都由国外企业掌控，这一技术制肘，使我国的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实际掌控在了与我国合作的外国企业手里，这无疑会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安全。
同时，更多专业人士担心，按照这样的合作模式，高速铁路完全可能再现我国汽车业遭遇的发展陷阱在“以市场换技术”20年之后，中国依然没有诞生一个世界级的汽车巨头。而中国汽车市场，已在全球位居第二，中外合资的汽车厂商在这个市场呼风唤雨，大赚特赚，但上汽、一汽等“国家队”，依然需要通过收购国外二、三流厂商的技术平台和知识产权，来开发自己的产品。
在有了大飞机、汽车业两大失误的发展决策的教训下，铁道部依然选择沿循导致这两大行业败局的覆辙前行，也许是高速列车技术解决方案出笼过程最值得关注的聚焦点。
《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作者：吕新雨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看过纪录片《铁西区》的人都会对那一开始的运动长镜头印象深刻。随着火车缓缓进入，视野中展开的是一片白雪覆盖的荒芜的厂房，在冥暗的灰色天空下，一些活动的身影如同幽灵，仿佛我们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业已毁灭的世界：工业文明的废墟。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以一种仪式般的方式赋予我们一种进入，对历史的进入。
铁西区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机械加工业基地和基建配套工业基地，其主体是国有企业，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今天的最后堡垒。铁西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4年日本侵华期间，它为日军生产武器装备及为大型军工企业提供机械配套设备，南宅北厂的格局就是在日本人期间形成的，2003年拆迁的很多工人的住宅还是在原日本人住房的基础上改建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将二战期间从德国拆除的设备整修后，作为著名的156项投资项目援华，其中大部分安装在这里，因为有靠近苏联的地缘条件和日本人建立的工业基础，所以它也成为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实施最早和苏联模式实施最彻底的地区，今天辽宁的国有资产比重仍达75％。在改革开放之前，东北的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的脊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动机，直到八十年代初，在铁西区一带工厂就业的工人数量依然达到顶峰，约有100万左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从依赖计划经济转向依赖市场经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战略历史是：八十年代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九十年代重点发展上海浦东。当中国的南方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东北还处于指令性计划时代，钢材、机械产品高比例平价调出，而财政高额上交，——不是三十年而是五十年的共和国的计划经济在为二十年的市场经济承担成本和代价。正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铁西区部分国营企业开始出现亏损，到1999年末大部分工厂陆续停产。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重视东北老工业区的振兴，希望通过推进市场化改制，使东北的国有企业实现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但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中央政府却不再或无力承担，这意味着国家把这种“振兴”其实建立在对外资的期望和依赖上。在这个国家决策的背后是中国目前总体工业装备已经形成进口依赖，社会固定设备投资的三分之二已经依赖进口，东北的石油、煤等矿物资源严重枯竭，仅辽宁的失业工人就已经达到了250万，工潮此起彼伏。就业成为这个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中最痛的问题，它关联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及其命运。
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一直内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而中国对现代化的渴望是被飘洋过海的帝国主义枪炮教训出来的，因此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建立在对军事工业现代化的诉求上，就丝毫也不奇怪了，它只是证明了一个历史的逻辑，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需求对于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说，是在近代史的开端就注定的宿命。它已经先在地成为新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历史动机。中国对工业化与民族国家的需求同是近代史的产物。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已经陷入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中，不管是农业还是工业，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靠“自由”市场其实已经完全不可能。在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和民族工业深陷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界进行了现代化和工业、农业问题的大讨论，当时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人要想“挺起腰来做人”，就得不避艰苦，向工业，尤其是向重工业迎头赶上去，方可把中国从根救起来。
铁西区的历史曾深刻地打着苏联的烙印，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与苏联的关系。新中国与苏联的历史有着没有被足够重视的相似，那就是他们都是由农民革命所推动，同时又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上。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旧时代和它的子民们不堪忍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反抗的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农民的儿子。而相反，凡是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都不能发育成熟。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出现，其实都是其民族资本主义失败的结果。
由于新中国要在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无法依靠市场来完成，它产生了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对农民、农业的过度汲取，造成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日益深刻的分裂，——这依然是今天中国社会最严重的危机。但是它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被迫接受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逻辑结果
今天，中国东北工业的衰落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在为经济独立的民族国家承担自我锻造的使命，一个时代结束了。
铁西区，这个艰难而痛苦地承载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重工业发展历史过程的地方，因为这部叫做《铁西区》的纪录片而被照亮，灼痛我们的记忆。
中国人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结束他多本苏联历史蓍作时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和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卡尔的话不仅适用于苏联，也适用于中国。不幸的是，革命本身很难有助于使自己获得公正的评价。巨大的动荡使人们产生了巨大的难以实现的期望。当希望破灭以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幻灭感和虚无主义的情绪，而革命所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会被人们忽视或遗忘。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
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更快，而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的国家中，这三个国家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范例。在1880…1914年期间，德国的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每10年33％（人均17％），日本在1874年…1929年间每10年增长速度为43％（人均28％）苏联在1928…1958年间每10的增长速度54％（人均44％）。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1952年…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在中国人口爆增的前提下人均34％）。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情况下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风格的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除了苏联在50年代提供的有限援助（到60年代中期中国便迅速全部偿还了这笔费用及其利息），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是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70年代末期前，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对它怀有敌意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不得不奉行“自力更生“原则。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且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在经济和其他方面，如果把中国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落后无疑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正如日本和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