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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恐怖主义1789—2001 恐怖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灾难，这些恐怖活动是由险恶用心的犯罪团伙幕后主持的。恐怖主义影响深远，上溯到18世纪，当时法国社会存在一种深刻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现实造成了社会仇恨心理进而成为法国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末，与美国的全球霸权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的反美浪潮，亦进而导致了2001年纽约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楼遭到毁灭性的撞击。 政治和暴力，无论作为威胁，还是手段，都相互联系。19世纪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威茨（KarlvonClausewitz）（1780—1831）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在以后的很多世纪也如此。在拥有更多军队、对领土有更强野心的敌对帝国的时代，战争是在比较公开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上说，是在平等地位上产生的。 在磨亮的钢铁的光泽中，阳光照射在盔甲或制服上勾勒出美丽的金边，在炮弹和步枪的咆哮中，燃烧的火药产生的蓝色烟雾盘旋着，战争是外交的一个英勇的孪生弟兄。军事冲突永远都是以死亡和伤害为代价的，战争和外交都被视为某种形式上的游戏，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游戏：一个在皇宫或是办公楼里进行，另一个则在战场上。双方都懂得参与游戏的规则，结果由士兵、军事资源、训练、准备和上到最高级将军下到指挥中每一个链条上的军事领导人的能力决定。天气、时间、供给、通讯等意外事件也起作用。俗话说，好将军是幸运的将军，但是好的统帅会把不可预见的结果及其可能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一个领袖必需的个人素质包括战略上的先见之明、缜密的计划、运用快速果断的战略战术来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等等。拿破仑和威灵顿将军都曾利用这些素质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如果忽略了，这些就会造成失败——例如拿破仑在1812年入侵俄罗斯时就曾经弄巧成拙，输掉了战争，更糟的是，莫斯科溃败成了他彻底的失败。 当外交途径陷入僵局，战争就随之而来了。外交被描述为国际象棋的一种形式，而国际象棋本身又是战争的一种特定程式。这并不仅因为棋盘的布置都代表了中世纪社会不同类型的人，国王、皇后、城堡、主教、骑士和士兵（往往是贫困的嗜杀的步兵）。在最基础的层面上，战争是有组织的暴力。恐惧由暴力而生，尤其在平民中，当恐惧失去控制时，就发展为恐怖。但是把恐怖（英文Terror）的第一个字母T大写，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英国政治家柏克（EdmundBurke）（1729—1997）是最早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的人，用来形容法国贵族在断头台被集体屠杀的惨状。围观者兴高采烈地看着行刑，女人们一边织毛衣一边观赏着这景观，他们兴奋地看着一个个高贵的头颅掉入筐子里，剩下不完整的躯体喷涌着鲜血，顺着绞刑架流到下面的土里。 这是可怕的一幕，但是这是战争的逻辑产物，是古老的行刑方式制裁权贵的最后做法。在法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农民在战争的“恐怖”下生活了好几个世纪，看到自己的家园被烧，田地荒废，随着皇家征服的号角行进的军队糟蹋了储存的粮食。然而他们却无能为力。这些人的意见从未被听取，他们是没有尊严的，是卑微的受害者，他们必须在军队过后挣扎着活下去并重建被破坏的家园。在法国，大革命源自食品的短缺。穷人看到食物被掠走，用来填饱士兵的肚子，或是给了那些以贪婪、空虚、冷漠而著称，控制着农民的田地和生活的贵族地主。 这样，法国大革命从攻占巴士底狱进行解放斗争时的欢心喜悦发展成了对一个整个阶级的血腥大屠杀。屠杀玷污了革命中“解放、平等、友爱”的呼声，并震动了欧洲各国统治阶层的精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残忍的领袖，包括像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Robespierre，1758—1794）等这样受过教育的人，仅仅是运用了从他们立誓要颠覆的统治阶级身上学到的教训去推翻他而已——这些权贵几个世纪以来都用威胁和暴力来维护他们的政权。法国大革命把这个经验推广到有计划的屠杀，同时建立了所谓“红色恐怖”式的暴政——很多人发现这样的统治形式其实就是革命领导人原来声称反对的。这就是罗马人非常熟悉的古老逻辑“这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一个残酷、独裁的逻辑，当然，在本质上这不是新的了。大规模地对异己者的屠杀，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的，在欧洲早期历史上都不少见。 直到3/4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以后，法国恐怖统治的新伎俩才变得明显。血腥的动乱中，一种发动战争的新方式已经成型，虽然是次要的，但是是有公开计划的。这种新方式被及时地定义成柏克为了形容过度革命而创造出的新词：“恐怖主义。”柏克宣布法国恐怖主义革命为“地狱式缉捕”，但是一些形式的恐怖主义在此后很久才和真正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同古老的帝国战争不同的是，以前的战争双方是在国家平等实力和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时战争双方不平等，恐怖主义这种方式就提供了一个回击压迫和蹂躏的一方的机会。当所有实力包括军队、警力、司法、金钱都集中于一方，另一方什么都没有时，就是这样。当法国的贵族被拖上了断头台，当然原来的角色已被颠倒了：现在是人民或者说是他们的领袖享有权力——遗憾的是，这些新生的统治者有时仅仅是一群暴徒而已。 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人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在繁华的大街上被引爆的汽车炸弹炸得粉碎，或是从被劫持的飞机上扔下去，恐怖袭击引起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的死伤。恐怖主义者发明了一大堆花招：他们往往会有选择地进行政治暗杀、在公共场合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施暴，以创造一种恐怖气氛，通过绑架、劫持人质、折磨、谋杀、劫机、阴谋破坏公共设施，他们相信这种恐怖气氛会促使政府让步。到目前为止，这些方式是否有效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政府喜欢说他们从没和恐怖主义者谈判过。但是如果恐怖主义可以并定义为一种形式的战争，那么没有和敌对的一方谈判的战争是很少见的。 另外，恐怖分子们也不断发明出新的作案方式，如新芬党的“投票箱爆炸”事件就使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通过暴力威胁参与正式的政治活动。这种有点倾向于同归于尽的歇斯底里的做法，使得精明但恶劣的克劳塞维茨思想大大改变，使得民族主义者得以当政，同时让他们选出的政治代表否认他们曾参与暴行。国家赞助的，例如由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支持的恐怖分子，可以使一个国家在本国内通过支持恐怖主义打击另外一个国家，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前苏联因为多次运用这种方法被美国谴责，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在拉美做这种事，尽管政治暗杀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明令禁止了。在利比亚案中，就是用资金和武力支持。但是有这种行为的不仅利比亚一国。另一个发展是“国家恐怖主义”，表现为某些人突然消失、受虐和被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与法国大革命更相似，但是事实上这些行为是富有的，有权力的右翼分子对付无防御性的人。
现代恐怖主义第42节 现代恐怖主义（2）
在恐怖分子的心中，一直有个谜题，即“一方的恐怖主义者是另一方的自由卫士”。这个观点被那些争论说现代恐怖主义者对无辜的市民和非战争者实施恐怖行动违反了战争基本原则的人所反对。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当恐怖主义与犯罪组织成为同盟时，即使是这个有争论的自相矛盾的观点也变得模糊。恐怖分子也经常诉诸其他犯罪手段，如抢劫或敲诈，以此赞助他们的非法组织和活动。这给了他们一个经济刺激来完成与他们原来政治目的无关的事情。此外，越来越多的小组织和小派别，加入恐怖主义行动。例如，日本极度疯狂的奥姆真理教信徒团伙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另一个例子是一场奇怪的针对美国的“一个人的战争”，实施者是一个住在荒野中小木屋里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的无政府主义者，被称为“连环邮包炸弹杀手”。 恐怖主义不易被镇压，不仅因为它有很强的隐秘性，而且因为它本质上易变，会根据环境变换形式。例如，“恐怖分子”和“游击队员”有何不同？很多人认为，恐怖主义发生在城市，因为它是通过大众媒介迅速扩散恐怖暴行带来的效果，通常由警方镇压。但是游击队的情况则另当别论，例如古巴游击队运动就主要在农村进行，由军队镇压。恐怖主义是不是都发生在那些再也没有其他反抗压迫的途径的地方？形式上的激进之所以被那些通过普通民主途径无法得到支持的人所偏爱，是因为他们唾弃民主，认为民主是银行家、大型企业主、军工厂老板等社会的幕后操纵者共同耍弄的把戏？还是两者都对？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9世纪后半期，公认的恐怖主义突袭的现代形式在俄国发生了。拥有这一形式模糊特征的组织是民意党，它制造了1881年暗杀俄国沙皇、改革家亚历山大二世案件。早在1825年，当铁腕沙皇尼古拉一世登上了俄国皇位时，十二月党人就曾企图起义。十二月党人由一些出身高贵的军官和知识分子组成，很多人是互济会会员，他们接触到了法国革命的思想，坚决反对沙皇的独裁统治。3000名士兵在他们的劝说下背弃了对新沙皇的誓言，在圣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上游行，但是他们的反叛被很快被镇压了。120名十二月党人被捕，他们的贵族头衔被剥夺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另外，5名首领被判处绞刑。 当马克思（1818—1883）发表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