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美国武器开发者在20世纪50年代把该项新技术应用到可在战争中使用的细菌制剂上。他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该过程会使毒剂效力大增，毒性极强。有一个解决方法是用中性的物质来稀释被干燥的制剂。
在迪特里克，研究人员发现干燥过程会杀死某些微生物，但不是天花病毒。天花病毒经受得住冷冻干燥。干燥“对病毒活性没有带来重大的损失”，一份关于天花的研究提到了这点，并补充说，被测试的菌株显示“对人的极大致命性”。
这样一来，不用在冷冻的条件下，毒性便可以保持数月数年，从而使这个古老的灾祸非常合乎现代战争的需要。一项研究发现，过了3年，干燥的天花病毒仍保持了原有活力的1/4。此外，将干燥后的病毒制成粉末的方法也想出来了，而粉末是“很容易撒播的”。
科学家设计了秘密撒播病毒的手段。可以混在日常用品中的微型烟雾发生器或雾化器被开发出来了。1965年5月，来自迪特里克特别行动小组的专家把该系统带到道路上，使用男士的手提箱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喷洒模拟天花病毒，该机场就在首都的旁边。该次试验旨在评估美国对敌人的天花病毒攻击的脆弱程度，冗长的试验报告得出结论，每12个旅行者中有一个会感染，然后，当疾病在全国传播后迅速成为流行病。
该报告说，天花会成为恐怖主义的极佳选择，因为，除了其他因素，天花有着“相对持续存在的很长的潜伏期，这使得负责实施攻击的行动人员在第一个病例还未诊断出来前逃离该国家”。天花潜伏期平均为12天，直到此时疾病才显示出最初的症状，包括身体不适、发烧、头痛、呕吐。
第一部分武士（9）
公众当时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些秘密试验。但大众媒介已经反映出对细菌武器愈益增长的担忧。1965年，有一部电影叫《撒旦的病菌》，主演为理查德·贝斯哈特和安妮·弗朗西斯。影片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疯子从政府的一个秘密的实验室偷了一种致命的病毒，企图主宰全世界。为了显示他是认真的，他首先杀死了佛罗里达州一个小镇的居民，随后威胁要毁灭洛杉矶。
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美军开始轰炸北越时，军方来到迪特里克堡，请求帮助解决其最感头痛的一个问题：胡志明小道。北越和越共利用这条丛林小道作为他们与南方作战的生命线。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那里的武器运送——伏击、设陷阱、高技术的感应器、重火力，或B…52轰炸机都不行。美国军方指挥官询问他们在迪特里克堡的同事，生物武器是否有可能制止那里的流动。
计划人员转而评估天花，人到绝望的地步，采取这个潜在的步骤是符合逻辑的。引起自食其果的结果是不大可能的，因为美国军队对致命疾病都有防疫措施。而北越军队似乎有致命的弱点。在某些方面，这个背景是理想的。尽管越南自1959年起就没有爆发过天花，但是，该疾病仍然侵扰着它的邻国，从而可以将疾病之流行归结为自然的原因。用隐蔽行动的一句行话来表达，这样的攻击是难以被人抓住把柄的，这是一个关键的要求。
但是，用如此毁灭性的疾病实施攻击仍然有着巨大的潜在缺陷。胡志明小道蜿蜒通过三个国家。疾病和死亡的传播会失控，可能影响盟国和平民。而北越可能以其他细菌武器报复。北越共产党政府在中国和前苏联都有强大的盟友。
这个想法被搁置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政府在全球根绝天花的行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该疾病仍在每年令数百万人丧生。由于意志坚定的防疫计划，医生和卫生工作人员在短短数年里终于彻底消灭了历史上最可怕的杀手。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关于发动天花攻击的计划仍然处于秘密的状态中。
随着公众反对越战呼声高涨，抗议者的矛头对准了联邦政府的生物武器项目。该项目的概要因新的文章以及书籍，如西奥多·罗斯伯里的《和平与瘟疫》，为公众所了解。1967年，数千位科学家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对军方的努力提出质疑。反对者中包括哈佛的生物学家梅塞尔森。他的声音很有分量，因为他是一个有声望的科学家，已经通过安全检查。另一个批评者是西摩·M·赫什，从事追踪调查的记者，他在1968年写了一篇曝光文章，其副标题是“美国的隐蔽武库”。虚构的作品对愈益高涨的批评作出了回应。迈克尔·克赖顿在他的处女作小说《仙女座的菌株》中想象了军方进入太空为细菌战收集病原体。在故事里，一个卫星撞向地球，带来了一场致命的疾病爆发，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撒旦的病菌》这部影片相反的是，该故事中，军方成了反面的角色。
在迪特里克堡，大批反战的抗议者在大门外游行，在武装警卫和带刺铁丝网前通过。美国公众虽然不知道内部发生的种种细节，但是，他们知道迪特里克堡是细菌战的巢穴。帕特里克谈到抗议者时说，“他们反对你，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一切是爱国的，因为我们在冒损伤自己的风险。”
风险是真实的。1968年，用于旋转测试管的一台高速离心机突然停车，玻璃瓶四分五裂，使帕特里克的人暴露在鹦鹉热菌的烟雾中。这种令人衰竭的细菌会导致高烧和严重的肺炎，伴有猛烈的干咳。当时正好是圣诞前，这场事故把5个工作人员送进了医院。
反对声音越来越大，并找到了新的出路。在一个机场，梅塞尔森碰到他在哈佛的老同事亨利·基辛格，后者是历史学教授，新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已将他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梅塞尔森和基辛格在哈佛时就在相邻的办公室工作，两人有机会交谈。基辛格知道这位生物学家对细菌武器感到不自在。基辛格曾问道，“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梅塞尔森回忆道，“我说，‘让我思考一下。我会给你写一些文章。’”
梅塞尔森的一项研究，时间是在1969年9月，论证了这种武器虽然极具破坏力，但是没有必要。一架轻型飞机就足以携带可杀死数千平方英里内人口的毒剂，他写道，但是，疾病传播范围可能远远超出目标区域，带来长期的流行病危害。梅塞尔森认为，对致残型细菌，也一样存在着不确定性。在一场攻击中，它们也许实际上导致大批敌人和混合在其中的平民的死亡，要么它们也许只带来微不足道的伤害，从而在军事上根本不起作用。
梅塞尔森强调国家拥有的战略核力量足以威慑敌人的攻击。“我们并不需要依靠致命的细菌武器，放弃这个选择不会有任何损失，”他写道。由于细菌病毒可以构成廉价的原子弹，“我们的主要利益在于使其他国家无从获得细菌武器，”他强调。“细菌武器可以威胁一个大型城市，而要获得细菌武器比相应的核武器则简单得多、便宜得多。”
梅塞尔森的观点来得正是时候。对美国在细菌武器上付出的努力而言，军方领导人和国防部长发现，它们于美国军事力量的规划部署几乎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尼克松总统需要作出一个戏剧性的姿态来回答针对越战越来越大的不满。
1969年11月25日，尼克松终止了全部细菌武器项目——所有的试验、意外和战争准备。
他说，“美国应当放弃使用致命的生物制剂和武器，以及生物战的一切其他方法。美国将把生物研究局限于防御性的措施。”他进一步发挥道，人类“已经掌握着太多的毁灭自己的种子”。是时尼克松已入主白宫10个月。他在迪特里克堡宣布自己的决定，面带笑容，对自己的和平缔造者角色明显地感到得意。
帕特里克也在人群中，离开总统不过几步之遥。他后来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他感到对外国的细菌攻击以相应威胁去回应乃是最佳的可行威慑，总统将其弃若敝屣实在是愚蠢的。
从细菌中提取的生物制剂，如B型葡萄球菌肠毒素，没有被划入禁止之列，而是重新分类为化学武器，从而规避新政策。1970年1月，梅塞尔森给白宫写了另一篇论文，他说，尼克松总统读了该文。文章指出了将细菌中生产出来的制剂列为化学武器是一种技术性区分，它损害了总统的政策目标，也削弱了总统的可信性。梅塞尔森写道，“我们新近决定的政策所带来的军备控制好处将遭到损失，如果我们仍然保持从事秘密作业的生物实验室。”他坚持认为，美国的生物制剂武器项目仍在活跃，“那将使我们不能把迪特里克堡的生物研究实验室和派恩布拉夫兵工厂的细菌武器生产设施非军事化，也无法将它们解密”。
一个月后，尼克松扩大了放弃的细菌武器范围，把生物制剂也包括进去。迪特里克在历经三分之一个世纪后终于告别了进攻性武器项目。白宫指示军方集中研究细菌战的防御工作。现在的主要目标是挫败可能以病毒、细菌和制剂攻击美国的敌人。尼克松政府在全世界带头主张签署禁止细菌战条约，华盛顿谴责细菌战是不道德的、令人厌恶的。从1972年开始，美国、苏联以及另外100多个国家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该公约禁止拥有致命的生物制剂，除非是为了防御性措施的研究，如防疫、探测、保护工具等等。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整个类别武器的公约。
但是，这只是一个保证，而该公约却满是漏洞。对可能被用来研究的细菌数量没有设定任何限制。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区别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没有规定任何磋商的形式；没有建立任何实施的机制。
然而政府内外的分析家把这个国际条约视为完全合乎美国本身的利益。他们的逻辑是简单的：当战争是昂贵时，军事行动需要大量先进设备和核�